世事三十年(3)

他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张兆和回忆，当时他们谈过，在**那里，有一些朋友和学生，他们寄希望于有人会帮他们说话。沈从文历来以非党非派自居，他批评过**，但也同样批评过国民党。虽然他与北大校长胡适关系密切，但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解放军进城了。丁玲进城了。张兆和回忆，他们在得知丁玲回到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沈从文马上前去拜访，处在困境的沈从文，盼望着昔日的友人向他伸出热情的手。然而，这次重逢，却使他们感到失望。沈从文第一次去看望丁玲，是由十二岁的二儿子虎雏陪同的。虎雏记得是在1949年春天去看望丁玲，当时还穿着棉衣，因为打仗，学校没有开学，具体时间应是二三月之间。这就是说丁玲重返北京的时间不是1949年7月。虎雏和父亲来到位于骑河楼的一个大院。铁门前，有解放军士兵在站岗。丁玲穿着灰布军装。在虎雏的印象中，丁玲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热情。她显得冷淡，说话没有老朋友的样子，像是礼节性地接待客人。(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虎雏写过他对这次父亲与丁玲重逢的印象：谁能负责呢？指望谁来解开他心上的结呢？我们都想到了一个人，她在大人的记忆里，在我们兄弟感觉到的印象里，是那样亲近，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同她商量、向她倾诉，只有她最了解爸爸，能够开导他。爸爸信任她，也在盼着见到这位老朋友。终于，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来这么近！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没几步，到了北池子一个铁门，穿棉军装的门岗亲切地指着二楼。暖融融的房间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一点迟滞病容……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的冷漠气氛，印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团聚》)这次见面之后，张兆和也和沈从文一起去看望过丁玲，张兆和说，本来她预料丁玲见到他们会感到兴奋的，因为自上次北京见面后她与丁玲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张兆和特地带上当年看望幽居南京的丁玲时，为丁玲的儿子拍的照片。但她很失望，丁玲拿到照片，没有任何激动或高兴的表示，只是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对他们的求助，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几句。沈从文不再寄希望于朋友能帮他摆脱困境。他只有独自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1949年春末，在日渐严重的精神恍惚状态下，一天，他甚至选择了自杀，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被救活之后，沈从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理智，在病房里却认为是被关在监狱里。他有许多困惑，他不理解他的朋友、学生在他需要帮助时，为什么不来看他。他对前来看他的马逢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究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里面，也有不少我的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来。(转引自《“行伍”作家沈从文》)但陈明否认了丁玲没有去看沈从文的说法。陈明说当时他和丁玲曾一起去看过沈从文：“大概是在他自杀之前，丁玲和我约何其芳去看他。记得他们住在西单那边。是沈从文写信要丁玲去看他的，丁玲那时还不是作家协会的负责人。“我们见到他神经很不正常，很紧张，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他说，今天早上我听到鸡叫，鸡鸣散，我的家就要散了。丁玲告诉他，**即使整再多的人，也不会整你的。“在我看来，那时从公从私，丁玲和沈从文都没有芥蒂。政治上的因素，没有影响他们个人的友谊。”(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陈漱渝的文章《干涸的清泉》中则是说丁玲看望沈从文，是在沈从文自杀之后。他写到，丁玲听说沈从文自杀的消息后，立即和陈明一道去看望。为了使谈话更无拘束，还特约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他把空洞的自大处和过分的自卑处统统抛掉，抛得越快越多越好。临行前，丁玲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他的身旁，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有妻子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