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1)

悠长的等待，难耐的磨难，终于在1978年结束。丁玲的“右派帽子”在这一年被摘去，这时，她和陈明还在山西长治农村的一个小村庄里接受劳动改造。几年北大荒，几年北京监狱，几年穷困山村，她的二十余年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沉默中流逝得无影无踪。但生命的又一个春天，带给她创造新的未来的激情。1979年3月，她的《牛棚小品》公开发表，在文坛销声匿迹多年的名字，重又与世人见面。沈从文继续开始他对古代文物的研究。他的工作，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多年来遭受的冷漠，也开始解冻，他的价值渐渐显露出光泽。但他依然顽固地坚守着他的堡垒，把文学摈弃门外。他早已经过了人生大的转折，尽管现在他可以坦然地如同所有作家一样重操旧业，可他生命之河已经流向另一个弯道，他迷恋业已与生命为伴的文物研究，在寂寞的事业里自有他的乐趣。一场恶梦，一场浩劫，留给他们只有短暂的时光。人的生命，耀眼的光芒和灰暗的阴影，都已经在历史无情的流逝中成为过去，成为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也永远无法重温的幻影。他们几乎与世纪同龄，当浩劫过去，纵然仍萌生青春一样的热情和希望，但时光匆匆，衰老毕竟无法抗拒。也许，他们愿意做出一两件雄心勃勃的壮举，但历史时钟旋转得如此之快，他们创造新的未来的热情，最终会转而成为对往事的凝眸沉思。当然，这沉思本身不会仅仅是怀旧性的，对未来它也能具有启迪。老人往往会如此。虽然丁玲与沈从文在许多地方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历史留给她的也同样有欢乐与痛苦交织一起的体验。近些年发生的一切，他们很难一一理出头绪。与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无规律的变迁，留给人们有着复杂的说不清是悲剧是喜剧是讽刺是幽默的意味。这些，只有让后人去梳理，去挖掘，去品味。20年来，此起彼伏的政治、文化运动，他们各自熟悉的人，朋友或论敌，几乎无一幸免地在漩涡里沉浮。无论当年批判过沈从文的左翼文艺人士，或是1955年、1957年将丁玲置于逆境的文艺界领导人，他们同沈从文、丁玲一样，也受到过政治风云的无情冲击。或在五七干校里成为同沈从文相似的劳动者，或在监狱里与丁玲同时尝到铁窗的滋味。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衰老已不可能使他们为未来而忧虑。他们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终于在1978年的冬日迎来一个难得的春天。不同遭遇的人，不同见解的人，相互矛盾重重的人，在那个春天，可以将灵魂**裸地沐浴在阳光下，贪婪地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恩恩怨怨，且让它烟消云散。沈从文与丁玲，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北京重逢。张兆和回忆，他们与丁玲劫后的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在北京友谊宾馆的餐厅里。大概是在春天。陈明回忆当时重逢的情况：“1979年初，我们回到北京，是丁玲得到批准回京治病。当时我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友谊宾馆吃饭，在餐厅里发现了沈从文夫妇。我们连忙去热情打招呼，许多年没有见了，大家都很兴奋。”(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张兆和说：“记得那时沈从文正在友谊宾馆修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或者是开一个有关的会。一天晚上吃饭时，一个人过来问在座的是不是有沈从文，丁玲同志想见见。我们一听非常意外地高兴，转身一看，丁玲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们高兴地谈了谈，打听了她的住处。后来，我们还特地去看过他们。”(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次重逢，虽然各自感到一些兴奋，但多年的距离，已使他们不可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密切。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要投入，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去回忆相互有关的往事了。这是一次平静的重逢。人的晚年，需要平静，一生风风雨雨，应该在一个开始稳定的时代，不再让任何风波冲击业已破损的人生风帆。然而，波折突起，打破了重逢时的平静。两个老朋友多年前已经淡薄了的友谊，终于破裂，而且破裂得如此彻底，如此不可思议，留给人们如此深的遗憾。这是在1980年的春天。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沈从文便走出房门，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这是北京东城的一个大杂院，居住着一批文化人。院子里很杂乱，但在天色黯淡时候，人们大多呆在家中，这院子便显得几分安静。每逢这个时候，沈从文就会独自一人，背着手，在树与树之间慢悠悠地踱来踱去，沉浸在对人生、对艺术的品味中。即使是在3月，北京还带着寒意的暮色里。这些年来，他总是在寂寞中思索，在寂寞中消磨时光。对于他，寂寞是一种平静，也是一种幸福。今天，他却没有往常的平静，他不能不为刚刚得知的事情而苦恼，且有一种悲哀之感。表侄、画家黄永玉给他送来一本《诗刊》1980年3月号，昔日挚友丁玲的文章，出人意外地把将近50年前的往事，以令沈从文不愉快的方式公开在人们面前。在这期《诗刊》上，丁玲发表了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也频与革命》。从文章中，沈从文看到了丁玲对他将近50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的严厉批评：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