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2)

沈从文不相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从未看过他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只是几个月前才第一次知道；他很纳闷，作为过去的朋友，丁玲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说出如此激烈的言语；他更疑惑，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引起了丁玲的气愤。施蜇存也不相信丁玲过去从未看过《记丁玲》。他说：“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80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1990年11月15日致本文作者信)陈明回忆丁玲看《记丁玲》的经过：“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做过乳腺癌手术之后，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外国人很多，有些人来找丁玲，其中有一对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汉学家中岛夫妇。他们带着两本香港新出版的《记丁玲》，向丁玲提出一些他不解的问题。后来，他将这两本书送给了我们。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还有人建议丁玲写文章在海外发表，丁玲不同意。她还想到沈从文的年纪这么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就在这段时间，丁玲陆陆续续在书上做眉批，她还曾对我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还有他对左翼文艺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还嘲笑。’“在写《也频与革命》前后，在山西大学任教的一个美国学者来访问丁玲，随同的还有翻译彭阜明和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他们谈到了沈从文和斯诺夫人关于丁玲的叙述。丁玲说，斯诺夫人是好心，但她是外国人的趣味，而且当时她们的谈话是通过翻译，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不过在革命这一点上，斯诺夫人和自己是一致的。”正在这时，《诗刊》的编辑前来约稿。当事人之一周良沛回忆：1980年，《诗刊》由大32开改为16开本。内容、版面都要有新貌。当时值班的负责人荻帆来约稿，我正在编《胡也频诗稿》，久未写诗，他就托我从编稿中选出几首诗来，再请丁玲同志写篇文章一起发。……不想，丁玲同志没有答应这件事，理由是，她不懂诗，写不了谈诗的文章。因为《诗刊》只是要篇纪念性的短文，既可以谈诗，也可以由作者选择任何角度写胡也频。这样商量了一阵，她也总算答应了下来。因为胡也频的忌辰是2月7日，《诗刊》就确定这组稿3月头见刊。可是，该期的稿子有一半下厂了，而她的稿子还没动笔。于是，荻帆同志电话上催，也要我当面催一下。可是，她几次问我：“写什么呢？”看来，她还确实把这当件事在考虑。(《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另一个当事人邵燕祥说：向丁玲约稿时，我是随同三位主编即《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一起去的(当时我是编辑部主任)，约丁玲写一篇谈胡也频的文章，她答应了。当时在场的还有陈明和张凤珠。那是我惟一一次到木樨地丁家去。后来丁写成后可能是寄交严辰(因严辰、逯斐夫妇与丁玲关系较深，延安时同在“文抗”，胜利后在张家口逯斐与丁、陈明同写剧本《望乡台畔》，五五年逯又因丁案牵连受处分)。稿子转到我手，由我编发。记得我和严辰、荻帆之间谈过此稿涉及沈从文，颇与我们介绍胡也频初衷相悖，但都无可奈何。(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除了《也频与革命》之外，丁玲还在其他文章里和一些场合或多或少地对沈从文也作了批评。在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她写到：“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他不是在革命**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决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胡也频》1980年10月)1983年4月18日，丁玲和刘宾雁访问巴黎，在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不错，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为那时没别的人选，只有他陪着最安全。(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面对丁玲尖锐批评、指责，沈从文感到惊讶。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极为忠厚宽容的人，可是此刻，在丁玲的这件事情上，他却表现出很少有过的激烈。他不解，这些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自己即使与她有过什么不快，但与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个人纠葛如何也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这种烦恼和困惑折磨着沈从文本来平静如水的心境。自从得知这篇文章的那个日子之后，尽管在许多人的面前，沈从文依然显得平静和从容，可是，在熟悉的亲友面前，他却无法掩饰他由此事引起的怨气。在当年7月写给老友、作家徐迟的信中，沈从文毫无保留地宣泄出他的怨气。他写到：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除了此信之外，沈从文在给其他人的信中，以及相应的场合，他都私下表现出对丁玲的这篇文章的强烈不满。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发表，像过去许多时候一样，对他人的批评或指责，他很少出面论争。聂绀弩回忆过一件往事。40年代，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观点和沈从文的差不多，就以为是沈从文所写，便写文章骂沈从文，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沈从文的文章，聂绀弩这样说：“他这个人也有意思，你骂你的，他干他的，骂对了不做声，骂错了也不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