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永无终结(1)

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1985年3月4日，丁玲逝世。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两个生命消失了。快乐和痛苦，友谊和矛盾，等等，一切都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化为云烟。他们去世时，似乎都有一种超然于尘世的淡泊。接近他们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或强调逝世前的遗言、或强调葬礼的朴素无华，借此来渲染这种希望摆脱人世间烦恼的境界。陈漱渝写到丁玲逝世前近乎于佛家的心态：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却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直到神志不清时，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我早成佛了。”(《干涸的清泉》)张兆和这样说到逝世后的沈从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转引自巴金《怀念从文》)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沈从文葬礼的李小林，向父亲巴金描述了葬礼的场面。巴金用他朴质无华的语言记述下来：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周围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怀念从文》)80多年的人生旅途，多少奋斗的艰辛和喜悦，多少珍贵的记忆和遗产，多少生命的磨难和无谓浪费。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际，荣耀、屈辱，等等一切，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经历了太多的喧闹、波折，他们同许多老人一样，都需要在静谧之中告别这个世界。他们去了。然而，因他们而开始的一切没有结束，他们之间的恩怨沧桑，留给后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陈漱渝谈到人们议论“沈、丁公案”的事情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幸而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的人们却无法像已故者那样超然。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对于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怨也有着不疲倦的兴趣。(《干涸的清泉》)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名人的灵魂，永远不能摆脱尘世间的骚扰。他们编织了一个个人生故事，后人们就会根据各种情形或各种需要，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来一遍遍地叙述。如果，这些故事充满着谜，那么，人们就会试图一层层揭开谜底，哪怕永远也不会有谜底。对于期望获得灵魂宁静的丁玲、沈从文，这是幸还是不幸？假如说他们生前真想达到一种超然，但又何必不在晚年保持对往事的宽容大度，特别是丁玲，又何必在沉寂20年后对一个并非敌手的昔日朋友大加贬斥？他们超然与否，业已形成的一切，都不能不使后人将好奇但又并非无聊的目光注视他们的往事。人们谈论它，不仅仅着眼于名人的私生活的趣味，而是希望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他们。其实，希望超然者，未必真能超然；希望宁静者，也未必真能获得宁静。沈从文与丁玲晚年的矛盾波折，便在沈从文逝世之后不久开始为人们所提及，并且逐渐成为文坛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热点。随着各类文章的发表，沈、丁晚年之争的缘由，他们各自指责对方的详情，陆续公之于世。1988年10月，凌宇的《沈从文传》出版，他第一次以较大篇幅集中叙述了沈丁的恩怨。根据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丁玲对沈从文的贬斥有很多偏颇。1989年1月，徐迟在武汉《长江文艺》第一期上，公开了沈从文1980年写给他的信，使人们第一次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这封信很快经《新华文摘》转发，流传更广。同年2月，邵燕祥在北京《散文世界》第二期上发表纪念沈从文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有关丁玲文章的事情。他作为受过沈从文教诲的学生，将自己因为与发表这篇文章有关而感到的惭愧之情公开表露出来。同年8月，《散文世界》第八期发表沈从文1982年1月致周健强的信，同时，周健强专门发表长文《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周健强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将沈从文当年对她所讲述的与丁玲有关内容详细记录下来。1990年4月21日，《文艺报》发表周良沛的文章《也谈所谓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对周健强予以批评。同年10月，《人物》第五期发表陈漱渝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文中引用了丁玲在《记丁玲》上所作的一些批语。另外，在春天上海举行的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上，陈漱渝也曾在发言中谈到同一问题。同年，李辉分别发表《与巴金谈沈从文》(《随笔》1990年第五期)、《湘西原本多侠气——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与〈记丁玲〉》)，则是取与陈漱渝等人不同的见解。一个个“好事者”，不管情愿与否，相继闯入了文坛的纠纷。主人公业已作古，他们的故事却依然在研究者的笔下，在知情人的记忆中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