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青春不能错（十一）

我又花了很久时间才镇定下来。散会后，我鼓起勇气，敲敲门进了经理办公室，没有一点过渡我就直入主题地说，牛总，去年“十一”我就值班了，这次“五一”可不可以调整一下。每次叫牛总的时候，我就想起毕业那会儿，我们做毕业设计那个小组的组长也姓牛，最开始我们都学着香港警察的叫法，叫“牛队”，后来觉得不过瘾，季银川说叫头儿也行，于是最终版本就叫她“牛头”——这个组长还是个女孩子，可被我们戏弄了一下。所以，到公司后，每次表面上我叫牛经理“牛总”，其实心里喊的都是“牛头”。公司这个“牛头”属于有文化的生意人，而且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文化的那种，屋里墙上桌子上全是乱七八糟的奖状和一些在全国各个大学门口挤眉弄眼的照片。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摆摆手说，小张你别急嘛，坐下来慢慢说。我坐了下来，不过还没轮到我慢慢说，他倒开始长篇演讲了，谈奉献，谈理想，谈刻苦勤奋的作风……半个小时后，我咳了一声，他看了我一眼，继续接着说，奉献精神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你说一个人连起码的奉献精神都没有公司招他干什么？嗯。你们年轻人需要多锻炼锻炼啊。是很要锻炼，牛总。小张，你毕业三年，我也看得出，你是个勤奋老实的人，踏踏实实去做，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我相信你。好的，牛总。……还有什么事情吗？牛总，那我值班的事是不是……我话还没完又被他接过去了，又开始谈理想谈人生，得，整个儿一死循环。侃了一个小时，我都快晕了，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从他办公室出来，出门的一刻，我都晕到忘记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牛总”还是“再见，牛头”了。不过，经过理智分析，终于从他的几万字的长篇演讲中压缩出一句有用的话——只要找到人和我换个班就行。我立刻在心里盘算谁会和我换呢，在这个公司，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不想和我这种不喜欢说话的人做朋友，我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小团体，也不参加他们狗咬狗的斗争。想来想去，只有每次给我送信的那个女同事和我关系还不错，每次吴羽飞给我寄来的小礼物，比如夹在信封里的全国各地风景照、北京的红叶、云南的蝴蝶标本、信封上的邮票等等，很多都友情转送给了她。她正好也在郁闷，因为她也抽到“值班”，是我的下一班也就是五月的四五六号值班。我一找她换，她立刻就答应了，不过马上她就开出了条件：要我值四天，她值三天才肯和我换。真是的，前三天半和后三天半不都是三天半吗？把值班的事情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和那个7排24号通电话，有时候下班后一起去看看电影，只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敢再表现我的预言能力了，每次她问后面呢、后面呢的时候，我就摇摇头装小儿麻痹症。到4月30号那天下午，我去中国移动为手机充够了钱，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妈，这个“五一”又要加班了，而且睡公司不回家了，如果有事就打我手机。然后我就马上陪着我妈一起声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公司，她每牢骚一句，怎么怎么剥削人哪，我就说“就是就是”。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啊？我又说“就是就是”。声讨了好一会儿，我妈累了，于是就表达了一下对我的关心，要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说，会的会的，对了，妈，四号是你的生日，我回去给你这五四青年过一个好好的生日吧。五四青年节是我妈生日，我觉得我妈能永葆青春也是这个原因。从电话里听得出我妈乐开了花，说，我还五四青年呢，都更年期了。我又加了句让我妈更加乐开花的话，不，妈，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十八岁。不过我妈开花归开花，革命的警惕性还没有散失，冷静地指出我一个错误，你这臭小子怎么知道你妈十八岁怎么样？我有点郁闷地想，人生着大脑是干吗用的？还不是为了想像啊，这老太太！就这样，我又一次善良地欺骗了我善良的妈咪，然后在4月30号的日落时分踏上了那趟西去的K11次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