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们的青岛(2)

母亲若收到闵送的那些中国最漂亮的丝缎，一定会惊喜，一定会让丝缎挂满她的画室，高高垂落下来，不停地对朋友客人说，瞧，这是裘利安从中国寄来的，瞧，来摸摸这平滑舒适，这些东方奇异艺术品，就够让整个布鲁姆斯勃里记住他了。他很希望闵喜欢母亲，更希望母亲喜欢闵。他走到窗前，关上窗子，可是没隔两分钟，他便推开了一点窗，让风吹拂他的身体。能看到的视野里没有闵，这种既想见到她，又怕见到她的心情，糟透了。她一回来，他们不可能像寒假前那样无邪地相处，也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自由。而且，由此，就无法不讨论他们一直不讨论的事——把关系正式化：离婚，结婚。而在这之前，就得明确表示专一的爱情。仅剩下的另一个方案是，从此不理睬这个女人，而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第一批矢车菊冒出了头。山上的水仙都开了，这种英国到处都可见到的花，通常种得整整齐齐，在这里却只在水塘边小溪畔。裘利安突然对闵的分开走，明白她的安排可能另有想法：闵可能因为北京新月社朋友一大堆，不可能不见，就推迟了时间。尤其是中国的新年，她不能不摆出清白，进行社交。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又在生病，于是给母亲写的信中吐着怨气：“放心，不会结婚，结婚将是大灾难。”母亲读信会站在他一边，母亲总是担心他多情而糊涂，最后做错决定。写了这句话，他感到又有了自由。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想念闵了。就算是她不在意我，我在意她，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裘利安自嘲地笑了，他哪像以前那个自己：冷酷，无心肝！信寄出第二天，他收到母亲一封信。不是对他的男女之事有所评论——她总是很高兴他能享受人生。而是一件他几乎忘却了的事——他的书稿。他评罗杰·弗赖思想的美学论文，与C·台·路易士论辩的“无产阶级与诗”，与福斯特讨论的“战争与和平”，通过母亲转给伍尔芙夫妇，想在他们开的荷加斯出版社出版，弗吉妮娅阿姨拒绝了。在电话里母亲朝阿姨发了脾气，来信中只是安慰了他几句。但是他怀疑是弗吉妮娅又在与母亲闹别扭。房子连着一个大花园，父亲克莱夫在喊什么，大约在问咖啡壶在何处？弗吉妮娅阿姨则在房子里写什么；母亲心不在焉地在花丛中沉思，被叫喊声弄得抬起头来；母亲的男友邓肯则晕头转向地溜达，身上这儿打个结，那儿扎个带。这种和谐恐怕再难有了。猜想又是阿姨的小说《奥兰多》里那个原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阿姨会疯狂地爱上女人，心里却在嫉妒母亲，最吃酸的是母亲为他这个儿子骄傲的神色。这两个有名的布鲁姆斯勃里女性，对外是最完美的姐妹关系，但依然逃不了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免不了的纠葛。他现在明白，虽然他在中国当堂堂皇皇的教授，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专业。他想兼任第二代布鲁姆斯勃里诗人和政论家。两年前，他的诗集《冬之动》出版后，受到朋友和家人不少鼓励，弗吉妮娅阿姨还写了两封长信仔细推敲评论，但是报刊回响很少。在欧洲思想界风潮推动下，他对很多问题——美学，政治，文学与政治都很关心，转向评论。他的几篇长文都以长辈为论战对象，他的父辈很年轻时，比他还年轻时，就是绝对狂傲包揽天下的，一写就是大题目：莫尔《伦理学原理》，列奥纳德姨夫的《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父亲的《文明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福斯特的“演讲”《小说面面观》，都是垄断一个学科的伞状巨著。这个压力使他坐立不安。竟然这些人并不想赏识他们集团的子辈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