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1)

有人来找你帮忙，虽然事情在你看来未免太异想天开了，但要记住，对于对方来说，那件事情却非常重要，否则他就不会来找你了。蒂普·奥尼尔当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我幸运地正好在场。我早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一重大事件，所以提前一周到了那里，以便接下来采访东柏林人。“什么是自由？”我问一位守卫在布兰登堡门下的青年。“就是和你说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两周以前是不能这样的。”一位38岁的物理学家给我谈到了东德的货币问题，那是令东德人怒火中烧的一个更寻常、普通的原因。“你提前一周就预定了航班，”他对我说，“但是这时突然冒出一个西德游客，他本来并没有费心做什么乘机安排，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带着他的德国马克到了机场，但是你的位置却被他抢走了。”他告诉我，即使一位东德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会接受他手中货币的国家，在那里也只会受到更为变本加厉的羞辱。“比如在布达佩斯，你去旅馆，别人会告诉你客满了；如果这时又来了一对西德夫妻，可以用德国马克付费，你就能听到服务员马上改口说还有空房间。”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街上，东德人同样也要忍受这种歧视与羞辱。例如，他们一连要走好几家国有旅馆，因为那些旅馆不接受“本地”货币，要订房间，或者是哪怕要一杯饮料，也要求用美元或者德国马克付帐。正是生活中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和人格伤害，最终摧毁了东欧的社会政治体系。在柏林墙边上，我吃惊地目睹着东德人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就像黑白片里的主人公一下子进入了彩色片一样来到围墙这边，等待着负责接待他们的人从一排排后盖敞开的大卡车上，取下食物和其他物品免费发放给他们。“40年的斯大林主义就换来了这些，”给我开车的西德司机说道，“排队等着发饼干。”昔日森严的铁幕之所以最终被撕开，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声势浩大、突如其来的革命冲击，而是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的官僚体制的轻蔑，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些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与此截然不同，民治政体的一大优点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照看好人们的油盐酱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们渴望的回报。蒂普·奥尼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即使他的对手也会承认，蒂普·奥尼尔对于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同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他很少会充耳不闻、漠不关心，所以，那些人热情地支持他呆在那个位置上。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次选举中屡战屡胜，最后登上了整个国家竞争最激烈的位置之一，凭借的是某种扎扎实实、不可缺少的东西。那是所有伟大的政治人物都非常珍惜和赞赏的一种宝贵智慧：如果要了解并影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奥尼尔用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概括这一原则：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就应该观察他在家乡受到了哪些影响，投票支持他的人来自何方。政治家相互之间较量的时候，也会采取这样一种釜底抽薪的高明方法：如果你想使某个人元气大伤，那就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后院——打击他。查尔斯·考尔森是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一位政治盟友，他也是这条法则的一位深信不疑的信徒。这个人在政治上以对尼克松狂热的忠诚而著称，他曾说过：“只要能帮助尼克松，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从我奶奶身上踩过去。”这个人同时也对如何打动他人、让别人行动起来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曾说，“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考尔森所使用的措词和情绪渲染也许不登大雅之堂，但其中的逻辑却是无懈可击、颠扑不破的。人们在观察公共问题时总是戴着自身利益的有色眼镜。他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给自己的肠胃。就像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说：“邻居丢了工作的时候是经济不景气，我们自己丢了工作的时候就是大萧条了。”有经验的政治家牵挂的是老家的街坊邻居。他的目光盯着他的选民所生活的世界。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而像林登·约翰逊那样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一次招待一个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