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就是三角区(3)

24日早晨，卡帕看到柯尼将一种阿拉伯马尾，就是传统的“肩巾”系在那个作战单位的军团旗帜上，之后让其军官到他那边去。“奠边府是个打击，”他说，“但现在都过去了。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朝前看，前方就是三角区之战。”吃午餐的时候，柯尼的高级军官之一，中校让·拉卡佩请卡帕陪他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去消除和扫平两个小要塞，是多爱桑和唐迪姆，就在从纳姆丁村通往东边20英里外的泰宾村之间的一条公路上。拉卡佩保证，他会拍到很多好照片。卡帕接受了邀请。当天晚上，在纳姆丁村“一个肮脏和到处是臭虫”自称为“现代饭店”的宾馆里，卡帕同意跟《时代-生活》杂志的约翰·麦克林和吉姆·卢卡斯一起出发，卢卡斯为《施格里普斯-霍华德》工作，也是本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卢卡斯后来50岁还去报道越南战况，他后来死于酗酒。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坐着等到早晨3点钟，大家一起喝卡帕拿来的科尼亚克酒。卡帕对很多记者松松垮垮的态度很是反感，也瞧不起他们的工作：在法属印度支那，他们胆子太小，根本不敢走到足够近的距离去拍摄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也许是最后一场恶战，”他说，一边搅着杯里的科尼亚克酒和苏打，“大家都抱怨法国人的公共关系没有搞好，问题在于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记者之间的战斗。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意味着，一个好的记者是自由的，他每天可以到处跑。”卡帕没有提到自己妥协的立场。的确，从他一生的职业生涯来看，他这还是第一次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鲁斯需要说明法国胜利的照片，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照片。这与卡帕在西班牙报道各种情景时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当时，卡帕坚信自己是一个以莱卡相机支持共和党人事业的最能干的宣传工作者。5月25日，星期二，早晨7点，拉卡佩的手下之一来找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卡帕准备好了一瓶威士忌，还有一小瓶冰茶。“这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故事的，”卡帕说，“我今天会有很好的表现。我不会侮辱我的同事的，我再也不会提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他们越过了红河，之后，这个纵队开始朝多爱桑前进。早晨8点40分，子弹射出来了。记者很快寻找掩体。在后面护卫的法国人的几辆坦克开火了。卡帕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开始拍摄继续在周围的田里割稻子、看上去无动于衷的一些农民。护卫队等待继续前进的命令期间，卡帕涉水去一块稻田，想离几名妇女更近一些，他决心完成他与《生活》杂志的艾德·汤姆森说好的那个“苦米”项目。最后，纵队又开始前进。但是，几分钟后，一声爆炸又使部队停止前进。前面传话来说，一辆卡车触雷了。4个人死掉了，6个人受了伤。之后，越南人的迫击炮开火了。情形越是危险，越是混乱，卡帕的精力看起来就越是旺盛。卢卡斯看见他冒着迫击炮火将一名受伤的南越士兵抬上吉普车，之后，他又开车将他送到一个前哨进行急救。炮火的间隔期间，卡帕拍到了人们从一名已经死掉的南越士兵身上抢夺步枪、鞋子和野战干粮——那士兵的尸体就在一口池塘的边上，四肢叉开的样子。他又拍了一张一个士兵拿着探雷器在探雷的照片，还有几个士兵在稻田里寻找架设迫击炮的位置。他敏捷地跑动着，他有很强的风险意识，知道每新拍一张照片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只有一个41岁的人，一个历经5次战争的老手，才明白这里面的危险。“跨越开阔地带的时候他很小心，”麦克林说，“但如果他看到好照片，而且只有冒险才能够拍到的时候，他就会冒那个险。”在东嘴塘，一位法国上校请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过去吃午餐。卡帕没有去。他想继续拍他的“苦米”故事，哪怕《生活》杂志有可能不登载这些捕捉战争非正义性的照片。为了避免正午的太阳，他躲在卡车下面拍。麦克林和卢卡斯下午两点吃饭回来后，发现卡帕正在卡车底下睡觉。他们问他还剩下多少胶卷。“这就是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他微笑说，“省胶卷。”三个人回到吉普车上，在这个纵队其他的车辆中间穿行。下午2点25分，他们到达一处碉堡，周围有铁丝网围着。爆炸专家正在埋炸药。“故事差不多都拍完了，”卡帕说，“但我需要那个碉堡炸飞的镜头。”再走几百码远之后，这个纵队又一次受阻，前面有越南人埋伏。记者们到了拉卡佩身边。“什么情况？”卡帕问。“到处都是越南人，”他回答说。卡帕再次跳上吉普车的顶盖，好再次拍摄迫击炮开火的情况。记者身后装满士兵的卡车多次狂按喇叭，要他们继续前进。卡帕慢慢拍他的照片。“那是不错的一张照片，”他说，最后才爬进了吉普车，让纵队继续前进。离下一个堡垒坦莱还有三英里，太阳也晒得正欢，此时，当天最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法国人的大炮、坦克和迫击炮朝他们的身后打过去。约在一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小村子的树上有轻武器在还击。几秒钟内，能够听到的就只有“金属小块从头顶飞过的一阵阵的咻咻声，地雷可怕的哄哄声，还有敌人的迫击炮传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