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她曾是一位“名人”<font c…

在当年的北京，她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名人”。早在见到杜月之前，我就知道了杜月的一些情况，这一点与采访其他罪犯不同。可以说，杜月在当年的北京，算得上是一位“名人”。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她贪污了学校用来给孩子们打乙肝疫苗的钱。涉及到孩子的事，人命关天，便会格外受到关注。杜月的案子当时被京城多家新闻媒体披露，她在看守所里被审讯的场景，她低着头拒绝回答检察官的问题，不仅在相关的法治类报纸和电视节目中被暴光，而且在新闻节目里出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北京市的老百姓都知道有这样一个黑了心的女人，她侵吞了一般稍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不会轻易去碰的属于孩子们的钱。杜月当年在电视上的形象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印象中她长得并不难看，给人的感觉是年轻、有主见。当时有记者问她：“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她回答说：“这事与我有没有孩子没有关系。”于是，检察官走过去警告她：“你态度好点。”杜月便低下头，不再说话，无论哪个记者，亦或是其他的什么人，问她任何问题她都不再回答，低着头不说一个话，大有对抗到底的架势。杜月对我说，当时，所有的办案人员一致说她态度不好，因为她拒绝交待所有的细节。之所以那样不配合，她说她不是成心想跟检察官对着干，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次检察官提审她，都对她描述案子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他们已经了解到，与事实没有太大出入的。她说检察官之所以不厌其烦去重复，就是想让她知道：“即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了。”于是她想，既然你们已经知道到为什么还要再来问我？那不是白浪费时间吗？到最后，杜月也没有配合审讯。更为严重的是，她在得知学校把事情报到检察院，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且在全国通缉她的时候，她便切断了与所有熟人的来往，同时销毁了所有的联系方式。就这一件事情来讲，杜月是懂得一点反侦查的手段的。因为，切断线索，给检察院侦查案件带来极大的困难，等于说检察院在接到报案后无从查起。杜月这种行为本身，与其他的学生出身的罪犯有所不同，她给人的感觉是在“道”上混过的。“可是你当时什么都不说，侦查员可以对你上‘手段’的，你挨打了吗？”我有点好奇。“没有人打我。在我出事之前，我听说过很多人发案以后被侦查部门逼打的事，可是，的确没有人打我。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好，赶上检察官的脾气比较好，或者他们办案真的比较文明。或者那些传说只是传言，并没有什么根据，瞎说而已。”杜月回答。因为检察院受理的案件多是职务犯罪，他们面对的要么是职位相当高的领导，要么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即使不懂法律，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相当强烈，他们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检察院办案必须文明，这一点我有所耳闻。所以杜月对我说的情况我深信不移。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有良好的修养和知识积累，加上她的个性不惧怕威胁和恐吓。整个案件的审理用了一年多，杜月没有吃过什么苦头，她说的是实话。杜月对我说，她作案是因为小心眼，典型的一念之差。如果那时候她找个人商量一下，如果不是自己一根筋的做到底，她肯定不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她说，当时小学校的医务室，所有工作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事情的起因，是学校分房子。她的公公已经退休，但是家里住房的面积在退休之前，学校一直没有给解决。那时候老人是学校比较老资格的教师，为了先人后己，发扬风格他几次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老人退了休以后，杜月的小叔要结婚，家里房子不够住了，于是，她向学校申请分房。新学校领导开始答应了，但是后来分房又没有杜月家的。这使得杜月心生不快。在此之前，学校领导与杜月的关系相当不错，主要原因是她是学校老教师的儿媳，又加上她工作非常努力。她说她之所以努力工作，就为的是报答学校领导的关照之恩。但是分房这件事，杜月从心里感觉不好：学校领导曾经答应她了，但是最后公布的结果又没有她家的，她觉得自己被人捉弄了。恰在那个时候，有人跟她说学校领导营私舞弊，才使得本来分给她家的房子成为泡影。而这一切是一位学校领导告诉杜月的。杜月对此深信不移，她深信学校领导是以牺牲她个人的利益，换取了政治资本。杜月的心里过不去。她不能就那么善罢甘休，她要给学校领导点颜色看看。经过了一整夜的不眠思考，一个完整的报复计划，在她的心中酝酿成熟。第二天，她刚一上班便来到了学校，直奔学校领导办公室。她把事先写好的病假条交到了校办秘书手里。她说：“我胃溃疡又犯了，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请帮我转告学校领导。”校办的人满口答应，他们在她的身上、在她的举止言谈中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她会那样失去理智，犯下让所有学生家长唾弃的罪。走出学校的时候，她突然感到有种晕眩。她想那是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的缘故，稍微休息一下便好。她下意识的沿着那条自己非常熟悉的路，往家的方向走。在那条路上她嫁了人，生了女儿，那条路凝聚了她太多的情怀。她想起离婚之后，孩子的爸爸曾特意带她回到这条路上重温往日温情，目的是想让她回心转意，为了他们年幼的女儿。当时家里所有人都劝她不要离婚，婆婆带着孩子，试图以孩子来说服她、改变她。她突然想起来，不足两岁的女儿用她那稚嫩的话语对她说：“妈妈不走，妈妈不离婚！”可是她那时候居然完全忽略了女儿的情态，这么长时间她甚至没有想起过这个细节。“我今天这是怎么了？”她猛然摇了摇头，试图让自己从这种小女人的情调中挣脱出来。她看到她的家已经到了，好像从梦中惊醒了，她掉转头往回走。那天，杜在大街上整整转悠了一整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她在路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她拨通了学校一位负责人的电话。她想，这是她最后一次给学校领导打电话，她要测试学校的态度怎么样。如果校领导对她好点，她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决定。但是，事不凑巧。对方的声音非常不清楚。她只听到对方非常公事公办的口吻，完全在打官腔。具体说些什么听不太清楚。学校领导的态度再一次刺激了杜月。杜月说，那些领导太不懂人的心理了。如果他当时稍微注意一下讲话的口气，那么以后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杜月的管教说：“你别为自己开脱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想好了要做的事，你根本就不可能放弃的。”杜月笑笑，轻轻的摇了摇头。脸上挂着一种深深的无奈。杜月说，她给学校领导打电话的那一刹那，她真的是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她特别想找一个人说说话，聊聊天，但是她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所以她随便给学校一位领导打了那个电话。其实那位领导平时不管什么事，当时她也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她只是想打个电话而已，打打电话排遣一下自己。她没有想到学校那位领导会那么样的跟她打官腔。如果在平时，她会认为校领导的官腔非常正常，不会有什么接受不了。可是那天她的情绪非常糟糕，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失控了，她非常希望有人给她几句温和的话语，平息一下她心头的焦虑。但是，她偏偏是给她的领导打了电话，而不是其他的朋友。她说，当时她给任何朋友打电话，对方都能听出她的反常。因为，她讲话的口气声调非常粗暴，粗暴的声音都变了。跟学校领导通完了电话，她几乎是愤怒的走向了银行。她首先来到了储蓄所，熟练的填写了取款单，她试图做的像以前取钱一样，但是，却抑制不住紧张，心跳的快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按道理，她在学校是一名校医，相关的财物不应该她自己来管。可是，因为学校领导对她是绝对信任，没有留半点心眼。自从杜月调入医务室以来，学校领导便没有派任何人来约束她。所以，校医室的所有钱款账目都是她一个人管，到储蓄所存款取款她并不陌生。杜月用了两天的时间，取出了学校全部为学生打疫苗的现金总共27万9千元。一分不剩的取出来，她拿了银行送给她的专用宣传大口袋把钱装进去。杜月说，被抓后她躺在公安局看守所的木板上，回忆当时的情景，真觉得那简直不是她自己。她是一个医生，从来没有经手过那么多的钱。在银行，当她把那一捆一捆的钱塞进口袋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的目光都一起盯着她，她就像一个跳梁小丑，那一刹那她几乎不知道那些钱能干什么用，真是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