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狗仔队纠缠我的父母

尽管我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但仍然有一些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从电话里得知，我父母从圣埃蒂安回到伦敦的时候，发现已经有30多个人等在门外准备采访了。家里不断有电话骚扰，而我父母每次打开前门的时候，都会被人用照相机拍照。有的记者甚至干脆在我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等着我父母出来。

我和维多利亚呆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他们一直守在英国的家门口。对我来说，我早已习惯了媒体对我和维多利亚的追踪报道；可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一桩新鲜事儿，好像是他们被送去参加了世界杯一样。这对他们真是一场考验，但是，因为他们两人相依相伴，倒也度过了这个难关。直到现在，我父母也没有告诉我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比赛失利后的头几天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也许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老特拉福德足球场进行赛季前的训练。这样，我每天就可以有好几小时专心致志地练球，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和队友们开始在更衣室里开着轻松的玩笑，他们都知道我正在与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抗争，而在这种情况下，球员们总是会互相支持。我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和他们一起踢球。这也能让我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他们跟着我吃够了苦头，我不想让他们再看见我内心真实的不安。警察建议我父母陪着我一起来曼彻斯特训练，因为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呆在沃斯勒的房子里不安全。我爸爸于是每天开车送我去克利夫训练，训练完以后再来接我回家。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还想让他们外出度假放松一下。但是，我父母可能觉得跟我呆在一起更轻松一些。

我想，普通人很难理解我在那年世界杯以后的头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除非亲身体验，即使是我的朋友也很难想像我过的日子。从美国回来几天以后，戴夫•加德纳和我在训练以后一起去曼彻斯特市中心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叫“客厅”的餐厅。往常，这是一家很友好的餐厅，我们经常去，因为那儿的人们虽然都认识我们，但是都礼貌地不打扰我们，让我们自在地进餐。然而，那天下午，当我和戴夫走进餐厅的时候，就好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走错了酒吧一样，那里的人们都转过身来，目光如利剑一般地盯着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毛骨悚然。我们赶紧逃到一个角落里，埋着头看着菜单。“我再也不和你一块儿出来了，老兄，”戴夫小声对我说道，“我还想多活几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都在开着玩笑，说我们要不要在外出的时候穿上防弹衣，并且戴上头盔。在紧张的压力之下，你必须得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