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祖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脏地带，这便会严重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俞济时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我们保护的这位领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那么，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听来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在大陆“撤退”时，便衣组的任务是随扈蒋先生，补充侍卫人员勤务之不足，而临时编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在他到达之前先到，布置安全任务。

不久，蒋先生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晤谈，上级特地在基隆征用了一艘民船“华联轮”，准备供蒋介石到台湾。为此，上面还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坐这艘民船撤退到台湾，这艘船又原船开回了台湾。后来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到重庆，离开重庆时情况已相当危急，在紧急状态下他便乘飞机走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我们便衣组又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准备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我们又是扑了一个空。他在厦门开完干部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军占领。自此，他便从未再回到大陆，蒋介石时代正式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