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记者“以退为进”

获知消息的《21世纪经济报道》第四次派出记者，而为了能参加9月27日在荷兰村举行的记者会，记者向甚至采取了“贿赂”手段，送给老朋友边守捷一箱从广州带到沈阳的荔枝——

《21世纪经济报道》自然也是在9月23日第一时间获得了信息。当天是星期一。

编辑部的第一反应是自然是必须“跟进”这条新闻。但是，前文已经交代过，记者本人当时已经调回广州，报社考虑成本因素，计划让北京新闻中心的资深记者王玉虎从北京前往沈阳出差。

于是，记者将荷兰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王玉虎。结果，当天下午，王玉虎“气急败坏”地将电话打回了广州：他们说，你们那个王玉德净给我们惹麻烦，你让他自己来！

荷兰村方面所讲的“惹麻烦”是指：从“张化桥事件”到“杨斌出逃”，记者所做的都是负面报道。

尽管记者对自己报道的客观性从不怀疑，但是，有哪一家公司不希望媒体只报道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呢？尤其是前两次采访，正是杨斌焦头烂额的时候，记者一路追访，将《股价雪崩“黑马富豪”香港遭狙击欧亚农业竟成“格林柯尔第二”？》和《“杨斌逃跑事件”独家调查》这样的题目发表在第一版，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企业怎能不生气？

实际上，记者5次追访杨斌的过程中，都是硬着头皮上路的：首先，要先修复与采访对象破裂的感情；接下来，要再次用犀利的报道风格伤害彼此的感情。

在维护采访资源与坚持客观报道之间，记者将永远处于尴尬的境地。

以《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新锐的媒体而言，为企业故意说好话或者说替企业掩饰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这样，这就意味着记者要以最独特的手段拿到“猛料”；而拿到独家的内幕之后，以本报犀利的风格，是决不可能向采访对象妥协的，这样就势必会引起对方的不快乃至仇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保持与采访对象的关系？

毕竟，绝大多数新闻是有连续性的；而伤害了采访对象，绝大多数情况意味着本次采访就要成为“一锤子买卖”。二者的矛盾怎么处理？

如今，这样的难题就摆在记者面前。记者的第一反应是：边守捷不能先通气了；杨斌也未必会继续给面子。那么，找谁获取信息？

有这样一个背景需要交代。在采访“杨斌出逃事件”时，记者与当时荷兰村负责新闻宣传的杨枫交上了朋友。出于关怀，记者当时曾经提示杨枫：看来杨斌真的是很危险啊，你也应该早作打算；而当时一心想靠杨斌来投资拍电影的杨枫，也正在为资金的迟迟不能到位而苦恼。

想不到，记者的“好心”断了自己一条路。10月23日，记者再次联系杨枫的时候，他已经辞职离开了荷兰村。

那么，还有谁可以联系？

好在记者在荷兰村“根基”不浅，除了杨斌与主管新闻的边守捷、以及已经走掉的杨枫，记者想到了关山——这位跟随在杨斌身边做幕僚的老新闻人。

24日，电话打过去，“关老”果然爱说话：杨总在沈阳，27日要在荷兰村召开新闻发布会！

喜讯！马上准备出发！

但是26日动身前，关老改口了：还没有定下来，好像是改日期了。而关山身后的声音，分明是边守捷。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杀过去再说！因为，本报28日就要出报纸，而这样一条新闻漏掉，将是令人遗憾的信息。

27日上午9：00，记者赶到荷兰村的时候，关老说自己病了，不方便出来。

只好硬着头皮再打电话给老朋友兼老对手边守捷——在记者的每次采访中，这为谨慎的副总裁都劝记者不要过来，或者希望记者等到“以后再说”。

边说：我忙得脱不开身啊，要不你先在会客室等一等？

于是，在“王宫”的会客室内，记者认真抽烟，认真等待，直到中午12：00。

其实，这样的场景早已料到——26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记者买下一小箱新摘的荔枝(大约5公斤吧)，带上了前往沈阳的飞机；而此时，接近27日中午的时候，记者在会客室中写起了便条。大意如下——

边总：

看来今天上午不能见到您了，我先回去，下午再来。留下我从广州专程带来的新鲜水果，请笑纳。

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历史上，曾有过6篇关于杨总及欧亚的报道，题目分别是……其中有4篇是正面的，只有2篇是您认为负面的而我认为是中性的。

作为企业，您希望媒体的报道都是正面的，这一点我非常理解；而作为杨总和您的朋友，我真心希望欧亚尽快能走上正规、尽快摆脱困扰。

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我的报道必须坚持客观、真实，也请您理解我的苦衷。

王玉德即日

中午12：00的时候，记者再次拨打边副总裁的手机：“边总，我先回去了，留了点东西给你，你方便的话下来拿一下。”

“小王啊，你还在啊？”边显得很惊讶，“那你上来吧。”

相信这样的场景大多数记者都经历过。在最后的一刹那，记者“以退为进”的方法奏效了。

进到边的办公室，记者先递上便条：“你先看这个吧。”

边接过便条，看着看着就笑了：“你也要理解我啊。”

于是，记者递上水果。双方握手言和。

采访的障碍也由此打开了。边同意了记者的要求：下午3：00开记者见面会，在“火车站”三楼，到时候我会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