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生活成为梦幻
同年，17岁的周璇随未婚夫严华，跨洋过海，远赴香港、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等地，周璇的演唱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周璇说：“我们一路上领略热带风光和异国情调，揭开了我生命史上新的一页。尽管我们过的是漂泊的生活，但(我和严华的)生活是甜蜜的。”
六七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周璇那次巡回演唱的影响仍然深深地植根在那里，她的歌仍在东南亚华人中被广泛地传唱。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里，人们仍然可以听到周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和她演唱的其它歌曲。
1938年夏天，从东南亚巡回演唱归来的周璇和严华参加上海“爵士合唱团”。他俩每天奔波在上海各家电台间播音演唱。
不久，她又随严华北上，她说：“这时，我和严华的感情与日俱增，双方同意在北平举行了婚礼。”他们是在北平的西长安街春园饭店举办的婚礼。并且，在北平度过了四个月的蜜月期。
婚后，夫妇俩返回上海。她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始终沉浸在爱的漩涡中。在我的想象中，前途注定了光明和幸福，生活会永远美好……”
可是，当1938年秋，周璇签约于上海国华影业公司，开始了她的新一轮拍片**后，她和严华之间的感情由热转向冷，继而产生了裂痕。
男女之间的这种聚和散、合和分，外人是怎么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还得听听周璇和严华这两个当事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周璇在《我的为什么出走》一文中这样写道：“……然而好景不常……一切并非我所预料的那样，渐渐地，猜疑、诬蔑、诽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我是人，我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经过思索，我终于选择了‘娜拉’的道路，噙着泪水离开了家，离开了相处九年的丈夫。”
那么，再看看严华是怎么说的，他在1941年给报刊撰文《九年来的回忆》，不经意地泄露了其中真实的缘由：“由北平重返上海后，周璇加入了国华影业公司，我们二人的月薪(包括我作曲在内)450元。……(周璇)每年规定拍4部戏，每部戏的报酬是2000元。”
说明俩人收入悬殊，严华年收入仅是周璇的四分之一不到。但严华说：“我历来主张节约，该用的用，不该用的坚决不用。”“你要在艺术上多下工夫，慕虚荣，讲排场，是不会有幸福的。”
有一次，周璇突然问严华：“做人的意义是什么？”问得好。
严华答复：“不慕虚荣，不骄傲，不落后，一天天向前进步……”
看来严华对周璇的教育管理很严格，要求很高。对周璇赚的钱，也管得很死。
在这种情况下，周璇写道：“我以为当美满的家庭不能获得，甜蜜的生活成为幻梦，而一种出人意料的痛苦紧紧压迫我的时候，我自然只好挣脱桎梏和恶劣的命运决斗，另觅新生之路了。”说得多好，周璇和她同时代的写《结婚十年》的女作家苏青一样，摆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娜拉”的勇敢姿态。
接下来，周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理念：“哲学家笛卡儿说：‘达到一个终点，总比停留在迷途中好。生活的的行动也是如此。常常不允许自己半点迟疑。’过去我太浑浑噩噩了，对任何事情都从好里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我已经是22岁的人了，在生活的道路上再不能徘徊犹豫，而要争取尽快达到一个终点，总的一句话，我要奋斗！”
周璇和严华的决裂，在社会上被传得纷纷扬扬。严华甚至对外说，周璇私自带走存折。当时的报纸也以大幅标题，大肆渲染此事，称周璇卷款潜逃云云。一时间，蜚长流短，传遍整个上海滩。给周璇精神上带来沉重压力。人言可畏，阮伶玉是前车之鉴。
对此，周璇是这样解释：“不错，我确实带走了两万元钱的存折，但这不过是我积蓄的一部分。实际上我名下的钱还不至此数……”这还需解释吗？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
她又不得不在1941年6月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又一次剖明心迹，这一回，使用的是文言文：“严君明知银行存款为璇之私蓄，而竟意图攫为己有，登报挂失，去函止付，迹其所为，严君重视床头之金十百倍于床头之人。璇以劳力所获之资，近年为数颇巨，即以灌音……《何日君再来》等片先后版税何止巨万？悉数交彼，璇囊中所存，每不逾五元，偶有亲友见访，无以置肴点，有失礼貌，使璇啼笑皆非。”这未免太苛刻了。
更有甚者：“璇往公司拍片，严君常限制时刻，倘因工作稍久，赋归略迟，严君即以恶声相报，甚至痛殴。严君家中不许雇用仆役，一切均由璇与璇之养母操作，然严君复又颐指气使，绝不体谅，偶或逢彼之怒，不第公然辱骂，益且当众施暴。又璇每含泪至公司拍戏，强颜欢笑以自掩饰，比及返家，严君犹未恝置，必逼璇引过认罪而后已。总之，璇精神上**上之痛苦，在婚后数年中与日俱增，屈指难数……辄思结束此生，闭悲剧之幕。顾又求死不获(去年曾图自杀未遂)，痛定思痛，唯有离此牢笼，求光明之生路……”
可见，这个来自北京的爷儿做得太过份，周璇已经根本没法再和他相处下去了。
于是，离异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周璇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是一个颇俱现代意识的、勇敢而决断的女性。这次婚变，她虽然没有重蹈阮伶玉的复辙，可惜，最终她还是没能摆脱被流言击倒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