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一）

周璇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给她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写了九封信。1975年，周璇的这九封信刊登在香港《万象》杂志上。

这九封信以及她在那段时期间写的日记，无疑是她那段日子的生活和内心最真实最可信的写照。从而我们可以驱散笼罩在她身上的一部分迷雾、辨清迄今为止的有关周璇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我们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某些事情的真相来。

周璇是1950年7月2日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上海后第5天，便给香港的朋友李厚襄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

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香港回沪后的周璇，理财的思路仍旧很清晰，她把自己的财产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股票委托李厚襄代管，另一部分公债票则收归到自己手中。还可以看出，她之所以把股票放在香港，是为自己留条路。同时看出，李厚襄实际上是她香港的代理人。

这个铁的事实可以证明，当时她的财产并不像屠光启所说的已被骗光。

接着，在信中，她非常突兀地冒了一句话：“……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真奇怪！”看来，当她听到了各种谣言后，她便站出来说话了：那是瞎说！不可信。

到第二年，也就在1951年1月1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告诉他有关儿子敏敏的情况以及与朱怀德决裂的事。

性格内向的周璇为何把知心话全告诉李厚襄？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

到1951年2月12日，周璇给李厚襄去了第三封信，这封信写得较长，信中透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她在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近因播音唱了歌，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

周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处境对她有不利的一面。于是，她在信里请李厚襄在香港和张善琨、邵屯人等电影制片商想想办法，寻找退路。她自已考虑“香港暂时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孩子大一点，……还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赶快赚)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直到此时，周璇头脑还很清醒，可见了断和朱怀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使她丧失理智。所谓朱怀德将她逼疯，也毫无依据。

其实，周璇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951年2月18日，也就在上一封信发出不到一星期，她又给李厚襄去信，谈她的计划：“……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怕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工作呢？最大原因还是厌倦了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戏最好，来港后决定去南洋，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到时还得和邵老二商议，让他帮忙，我们能去唱歌他一定高兴，……你说怎么样？反正这唱歌我一定会实行，这钱为什么不赚？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小孩不放心，所以想在上海待着不拍戏，也不知行吗？拍呢也真没意思透了……”

周璇一心一意要赴南洋唱歌，因为那里的华侨很欢迎她去，酬劳很可观，香港的经纪商也一直在为她忙碌张罗着这个活动。“金嗓子”周璇，这个演艺界的著名品牌，是市场运作的产物。周璇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完全正确。但她恰恰忽视了社会效应和政治因素。这就是日后滋生她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1951年3月14日，周璇在给李厚襄写的第五封信中，仍然在谈她“赴南洋演唱”的计划，同时在信里还透露了她在上海的处境愈发难过了，而且情绪很坏，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她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赴南洋)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很显然，周璇无法适应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新中国对她是重视的，派人劝她回来，但回来后，她又处处感到不如意，并且“吃足了苦头”，这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

因此，她接着说“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也！暂时也不会工作，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你，将来给谁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在我真是烦恼的，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诱发了她“想哭”“要大哭一场”的精神抑郁的症状，这是精神分裂的先兆，这一点是清楚的。后来的舆论都故意把她的精神失常完全归结到她个人生活的原因上，显然是片面的。

1951年4月12日，在她写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里说：“我因大光明公司的剧本还好，所以第一部先给他们拍……”这个“他们”，指的是上一封信中“总不会放过你”的他们。周璇也在这封信里挑明了：“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也拖不动我，就是这样喜欢闷在家里，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

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中国的“两为”的文艺方向。不过，她还是愿意“帮忙”，这就是她当时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她还算幸运。因为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长夏衍对她、还有和她一起从常德路上冒出来的张爱玲、这两个旧上海滩上文艺界的“绝代双娇”，还是抱关注和欣赏态度的。也就是说，还在热心地管理、领导着她们的。可张爱玲内心不服从管理，后来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比张爱玲听话，她服从了领导，但仍想走却没有走掉而已。

在这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里，周璇都提到了李厚襄每月给她汇款问题，她还给李厚襄签了收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周璇刚从香港回上海时，还提到的股票、债券等财物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和李厚襄之间的这笔钱款往来背后的故事以及最后是如何了结的。有关她的巨额财产去向，且容我们放在后面探讨。

总之，到了1951年4月，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开始投入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前，她的神经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征兆，她在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后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她开始出现莫名的恐惧心理，这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发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