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和帮闲

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不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帮忙”和“帮闲”文人而已。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贾平凹只知有“辩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炬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怕是成心要做“帮忙文人”了。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不写。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为啥？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品之有味。因此，贾平凹这位大家，其精神实质的主色调则是“帮闲”。正是由于其太浓的“帮忙”和“帮闲”色彩，把他的灵感和力量消解得一干二净。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总结一下，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