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村纪实(2)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二字。这种尊敬是由衷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不分辈分,都叫他“姚所长”。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倘说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者的恭顺样子,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人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包袱。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真叫人受不了。”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咱爷们儿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分了。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近便起来。过端午节,还单请了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被称作“嫂子”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队长做主,“赐”给他一匹好马。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长腿,长腰,长耳,如若头生叉角,特像驯鹿。他请村里一位“大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这使我们不无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我们几个“插姊插妹”对他的嫉妒,与“插兄插弟”们对他的嫉妒有着质的区别。女性对男性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着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欣赏了。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也不是“诗词歌”,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于各村。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我们都做不到。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偏方”之类,不过很愚昧。他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无数小纸,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四句“陈词滥调”: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他不敢在本村张贴,倒不是认为本村尽非君子,而是怕姚医生看到了,会不客气地责骂他。姚医生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套近乎巫医的作法。他倒很想得出来,他半夜里偷偷用一只风筝,将那许多小红纸载放到江那边去了。大概按照他的很“聪明”的想法,苏联人看到中国人看到,是并不影响医效的,好比中药用沙罐熬或用沙锅熬效力一样,只要看到就行,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的,关键在于得有人看,越是看不懂,兴许就会越加研究。第二天,苏联那边的哨所升起了语旗,要求与我们会晤。我们的民兵没有拒绝。会晤时,他们那几个驻守哨所的边防士兵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军人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军人有军人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另一个世界,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他们那个世界的,无论是我们的百姓还是他们的百姓。会晤在江中间进行。双方百姓围拢观看。我们的民兵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不清,挺被动。双方百姓,当然都替双方的会晤者助威,阵势有些紧张。队长感到事态颇严重,请姚医生骑马去向公社汇报。姚医生没听队长的,穿着白大褂赶到了现场,用俄语向他们的百姓大声说了一通什么。他们听罢,一个个在胸前画起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尔后,便四散离去,也把他们的士兵拉扯走了。那几个苏联士兵有些尴尬,也分明恼羞成怒,这从他们被拉扯走时,投向姚医生那种记恨的目光看得出来。一场边境风波总算平息。队长问姚医生:“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他笑笑,又像刚才面对苏联百姓时那般,拿着一张红纸振振有词地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