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村纪实(2)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
二字。
这种尊敬是由衷的。
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
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
不分辈分，都叫他“姚所长。
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
倘说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
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
者的恭顺样子，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
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
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
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人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
，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
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
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
子女的包袱。
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
真叫人受不了”
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
咱爷们儿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
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
，分了。
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近便起来。
过端午节，还单请了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
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
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
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
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
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
被称作“嫂子”
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
，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
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
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
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
队长做主，“赐”
给他一匹好马。
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
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
长腿，长腰，长耳，如若头生叉角，特像驯鹿。
他请村里一位“大嫂”
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
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
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
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
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
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
这使我们不无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
我们几个“插姊插妹”
对他的嫉妒，与“插兄插弟”
们对他的嫉妒有着质的区别。
女性对男性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
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
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
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着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
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
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
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欣赏了。
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
，也不是“诗词歌”
，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
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
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
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
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于各村。
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
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
我们都做不到。
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
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
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
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偏方”
之类，不过很愚昧。
他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无数小纸，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四句“陈词滥调”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不敢在本村张贴，倒不是认为本村尽非君子，而是怕姚医生看到了，会不客气地责骂他。
姚医生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套近乎巫医的作法。
他倒很想得出来，他半夜里偷偷用一只风筝，将那许多小红纸载放到江那边去了。
大概按照他的很“聪明”
的想法，苏联人看到中国人看到，是并不影响医效的，好比中药用沙罐熬或用沙锅熬效力一样，只要看到就行，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的，关键在于得有人看，越是看不懂，兴许就会越加研究。
第二天，苏联那边的哨所升起了语旗，要求与我们会晤。
我们的民兵没有拒绝。
会晤时，他们那几个驻守哨所的边防士兵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
军人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军人有军人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另一个世界，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他们那个世界的，无论是我们的百姓还是他们的百姓。
会晤在江中间进行。
双方百姓围拢观看。
我们的民兵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不清，挺被动。
双方百姓，当然都替双方的会晤者助威，阵势有些紧张。
队长感到事态颇严重，请姚医生骑马去向公社汇报。
姚医生没听队长的，穿着白大褂赶到了现场，用俄语向他们的百姓大声说了一通什么。
他们听罢，一个个在胸前画起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尔后，便四散离去，也把他们的士兵拉扯走了。
那几个苏联士兵有些尴尬，也分明恼羞成怒，这从他们被拉扯走时，投向姚医生那种记恨的目光看得出来。
一场边境风波总算平息。
队长问姚医生：“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笑笑，又像刚才面对苏联百姓时那般，拿着一张红纸振振有词地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