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驮盐

70年代初，我终于梦想成真，可以和他们一样去驮盐。不过严格说来，我是接受生产队的任务才走上驮盐大道的。我要去驮盐，这无疑是令人兴奋的，这表明我已不再是一个孩子。更令我骄傲的是，姑娘们再也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孩子了。出发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不过与不同于私营时期，像准备鞍具、缝补盐袋、整理拴牛绳等活儿都是爸爸在生产队部替我完成的。盐人自己要准备足够两三个月吃的食品。其中最繁重的活儿要数磨青稞面。在西藏牧区，这种活儿多半都是由妇女来完成，所以磨青稞面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妈妈身上，但一有空闲，我也帮妈妈磨自己享用的糌粑。每当这个时候，妈妈总爱说："孩子，别磨糌粑了。你小小年纪，能驮得动盐包吗?这生产队也真是的，干吗让上学的孩子去驮盐？"这么一来，我惟一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缝制了一双选料考究的长筒藏靴。虽然在做工方面还有很多遗憾，但穿着自己裁缝的靴子，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临出发前，爸爸赶紧给我传授很多驮盐的技术，包括驮子如何打包，如何装卸牛背上的货物，以及在湖中采盐、背盐的技巧。还教我怎么合理安排每天的伙食等等。人民公社时期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派出精干的驮盐队到盐湖采盐取盐。我们队由六人组成，同用一顶帐篷。虽说都是清一色的牧人，但仔细说来，每个人都有一段讲不完、理不清的故事。我的搭档是我们家的老邻居单增班典。单增班典跟我以伙伴相称，其实他跟我爸爸才是同一辈分的人。他原是拉萨著名的色拉寺杰扎仓的僧人。杰扎仓每隔三年选派三至五名僧人到我们部落从事民间佛事。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单增班典就地获得解放，就跟当地一女子结成夫妻，结束了清高、轻松且受人尊敬的僧侣生涯，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作为一个世俗家庭的主人，就要承担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自然要加入驮盐的队伍啦。还有一位老者叫加日。人们当面称他为加日叔叔，可是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豁嘴加日。其实加日并不豁嘴，起这个绰号有两个原因：其一，他长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大嘴；其二，他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积极参与者，为此曾蹲了三年的牢房。所以，用"豁嘴"这个绰号来称呼他意味着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平时，豁嘴加日坐在帐篷靠门的位置，他的言论和行为会受到别人的严密监视，对人对事不能妄加评说。惟独我是他的知心人，倒不是因为我跟"反革命分子"贴了心，而是对他来说我只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小孩。为保持驮牛的体能，驮队需要一边赶路，一边放牧。放牛要以帐篷为单位，两个人为一天轮流去放牧。每当加日轮到跟我一块儿放牛，他就可以获得一天的言论自由，可以发表一些不十分敏感的政论。他评说人民公社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公社公社不都是以公为家的吗？一家人还有经常闹矛盾的时候，这么多人在一口锅里吃饭，不天天熬粥就算大幸了。"听说他年轻时候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辩论家，相当于现在的律师。他曾跟一位部落头人前往那仓地区（今那曲尼玛县）打赢了一场官司。他的口才极好，有兴致的时候，可以用一连串的成语和典故来表达他的全部观点，真可谓妙语连珠。但眼下他对官司啦、政治啦都没有什么兴趣，只希望跟着驮队了此一生。他说："只要让我摸着牛的尾巴跟着驮队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别无他求。"这也许是藏北男人普遍的人生观或对生活的一点点要求吧。驮队中，另外几个都是我们队里的普通牧民，而我是一个还在一所小学上学的学生。当我们驮着全村人一年的希望，疲惫而又骄傲地返回家乡时，我的同学们返校已有二十多天，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一种无法弥补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不过，不久希望又奇迹般的出现了。学校捎来一封信--先是对我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建议家长和生产队，尽快把孩子送回学校。这次爸爸充分发扬了民主，征求了我和妈妈的意见。妈妈当然是我最忠实的同盟者和最可靠的后盾。于是，我又获得重返学校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认识了文学界的老师和朋友。由于他们的影响和从小受到《格萨尔王传》《尸语的故事》等民间文学的熏陶，我这双从小拿牧鞭的手开始笨拙地握笔抒写我的草原、我的童年和驮盐的故事，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今天，西藏热还在升温。蒙在西藏面容上的神秘面纱半敞半闭，西藏像一位羞羞答答的新娘，尤其诱发了文艺界、影视界对她的兴趣。一时间，西藏成为纪录片和纪实文学的风水宝地。中央电视台驻成都军区记者站的导演谭湘江是西藏的发烧友之一。他对藏北的驮盐曾有过一些道听途说。当他面对一位曾是牧人去驮过盐，而今勉强跻身于文学圈里的我对驮盐的一番真实描述，无法按捺激动的心情，决定对驮盐进行跟踪拍摄。于是，我再度踏上了回乡与驮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