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学术

费孝通我是1930年从东吴大学转到燕京大学的。我原来不是搞社会学的，原本想学医，到了北大，才开始学社会学，这是我学术生命的开端。这个决定是在20岁那年作出的，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病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其实，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深重。所以，我决心不再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这些想法和鲁迅、冰心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在北大读书时，教我的老师恰恰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他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的问题，还提出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实地调查。吴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为中国的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我受这个影响极大，我后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这样。1980年，组织上给我平了反，决定重建社会学系。这时，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实际已中断了27年，我的老师一辈活着的寥若晨星，我自己也70岁了。怎么办呢?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唤之即来，一旦中断后想恢复或重建时，就得从培养人做起。因为科学知识需要积累，需要一代代相传，没有这种薪火相传，人类就没有今天的文明。所以，当时就决定在大学里设置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为重建社会学贡献了力量。就在北大社会学系成立之后，我应聘为这个系的兼任教授。1985年，我离开社科院，开始主持了北大的社会学研究站。由于我并不在北大编制之内，所以有时加上名誉两字，但这绝非挂名，而是实职，因为我有任务，如讲课、带研究生和指导研究工作，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北大，还是为了要在中国重建社会学中贯彻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要中国化的思路。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把学术视作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可以讲，我一生都是为了学术，没有别的东西，我这辈子学术的中心思想就是四个字：志在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