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1）

玲姐说她只有８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Ａ５打印纸，共３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拎着大纸袋走出公司大楼，回头望了望这幢挂满了空调的建筑，想起了玲姐第一次陪我来应聘的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天很热，我在培训中心参加笔试，玲姐和另外几个应聘者的亲友站在一起，一直呆在门口的大树下等着。玲姐第二次陪我来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说通了保安，在大楼里晃悠开了，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的韩总喜欢下围棋。第三次应聘，我正在填表，林秘书走过来把我带到韩总的办公室里。我看见玲姐正坐在韩总对面，跟韩总聊国家围棋队的八卦故事。后来我跟韩总下了一局棋，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现在，我离开这幢大楼了，不用说，我百感交集。从编制上讲，我已经是北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总部。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我跟玲姐的关系刚刚有了突破，我整个人振奋而新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是怎样的晦暗和失落。我想，一份感情带来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这次挫折不仅没有太影响我对生活的信心，甚至不妨夸大其辞一点说，我反而受到了激励。我在大楼前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叫了一辆车迅速离开。在出租车上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把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简单告诉了她。我尽量往平淡里说，不想让她太担心。玲姐想往细里问，我打断了她，“具体怎么回事，晚上见了面再慢慢说吧。”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她正想告诉我，她下午要出差。我心里空跳了一拍，很快恢复正常了。这几年，玲姐每年都要出一两趟差，顶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我问她这次要多久，去哪里。玲姐说去上海，应该不会太久。我嗯了一声，问了航班编号，说要去送她。玲姐说几个同事一起走，单位有车送。我说好吧，要她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她也嗯了一声，停了停，要我照顾好自己。她说她不在的时候，我不要把自己饿瘦了。她说她刚买了一套厨具和调料，放在客厅里，要我有空的时候拿走。她说：“记着不要经常下馆子，啊？好在你已经能做很多菜了，我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听见她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着想，我的心像要化掉了一样。她以前要是这样罗嗦，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但这天，这种罗嗦是那样享受，我把她叮嘱的事一一答应了下来。末了，我本来要说我会想她的，但觉得有一点婆婆妈妈的，说不定说到最后会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现在同事面前，就没有多说什么。我极力压着离愁别绪，平平淡淡地祝她在上海开心后，就挂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