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4）

此后不久，阿伍又带我去过青塔一次。我还是不行。这天阿伍喝多了酒，笑着对我说：“难怪老弟一直是个纯情男孩，哈哈哈，好好练童子功吧！”我立刻瞪了他一眼，自己先走掉了。后来他打电话来道歉，我也没理他。我本来就心痛难忍，他的话还这样伤人，戳到了我最敏感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把我堵在了家门口，说：“你要怎么样吧，为这点事就真的要伤兄弟的和气啊？”进屋后，阿伍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比划着，表示如果我不原谅他，他立刻把他的武功也废了。我笑了，说行啦行啦，就别太夸张了。他也笑，恭维我真沉得住气，作为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下了，还失恋得像模像样的。我轰他出去。他一边倒退着走，一边说：“你把我轰走了，只怕是你的小头要真的留下病根了。”我停住手。阿伍重新坐下来，告诉我，他今天是专门献“联络图”来的。他已经打听到了北京一流男科医生２５０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据说其中有个圣手，还是清末御医的后代，现在是某领导的保健医生，那个领导有能力跟一个女歌星爆出绯闻，一半拜这个圣手所赐。看见那张Ａ５打印纸上排得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感动，就把实话告诉阿伍了。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不行，那个问题顶多算个心理上的小障碍。前几天还梦遗过一次。不过，我没告诉他我梦见的是玲姐，只是告诉他如果跟梦中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就肯定能行。阿伍有点半信半疑，说：“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事，但没遇到过。反正我是谁都行的。”接着问起我的梦中情人是谁，还说只要不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歌星（那个领导有点惹不起也躲不起），别人，都可以探探路子。我笑了，打岔问他怎么可能对那么多女人都有反应。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小头一充血，大头就不管用了。我对小头有时候管大头的说法，现在多少有些认同。以前我只相信大头管小头，现在事实告诉我，我的小头比大头的忠诚度高多了。送走阿伍后，我有点心烦意乱的。对玲姐的想念忽然升腾起来，带着鼻子的记忆，舌头的记忆，牙齿的记忆……身体每一部分对她的记忆一起升腾起来了，直冲头顶让我很不好受。我已经二十多天没跟玲姐亲密接触过了。离开医院后，有十多天没见过面。第一次从青塔回来后，我们连电话都很少打了。每次打电话，我都尽量表现得平静而客气。像很多男人一样，我慢慢学会了让看不见的伤口仅仅呆在看不见的地方，让时间去慢慢愈合它。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种平静和客气，对玲姐来说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８１．３％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１９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到了医院，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瞄过去，没找到玲姐，我有点失望，同时松了口气。我在玲姐曾经住过的一间病房门口多停了一会儿，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看见玲姐曾经躺过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老太太，一个干瘦的老爷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给老太太喂着饭。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了我认识的那个女医生的声音，女医生说：“咦，你来做什么？”她本来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懒得整个转过来，只把上半身转过来望着我。我说我来看看表姐。她慢悠悠地说：已经出院了，本来应该再观察几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几次出去很晚才回来，一身灰呀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糟践自己的病人呢。”女医生还没说完，我就联想到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看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势很像玲姐。我脑袋里立刻有沙尘暴一样的东西呼啸起来了。女医生后来好像提到过美国甜橙，问我在哪买的。我没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就往楼梯口走过去，女医生跟着我走了几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层楼了，才听见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谢我什么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还没谢谢你呢。”出了医院，天光变得有些浑黄，好像又要刮沙尘暴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憋闷难受，恨不得大声叫喊起来。我觉得我真是太混了！我决定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车驶进玲姐家所在的小区，我忽然又觉得这么干很不合适，就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我打算去能看见玲姐家阳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后坐公交车回去。太阳又钻出了云层。玲姐家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见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亲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阳光中轻轻摆动。我心中一阵酸痛，想要转身离开，却像是给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样，又站了一会。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东西时，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场，还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别的事。我站在阳台下的这天，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洗我的衣服，也没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让我产生了等待玲姐到阳台上来收衣服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既然站了这么久，不如干脆再等一等吧。我继续在一棵树后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阳台。有个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视了我一会，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给吓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赶紧走开了。天越来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灯光照亮的雨滴划过一道道稀疏的斜线，那些斜线很快密集起来，让人分不出是斜线还是直线了。冰凉的雨水浇在我头上。有一瞬间我又跌入了某部电视剧中的某一幕：一个没带雨具的年轻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处的窗口。见玲姐没有出现，家里也没亮灯，我忍不住拨通了她家里的座机。听到玲姐轻轻地喂了一声，我赶紧挂断了。没几分钟，灯亮了，玲姐走到了阳台上。她站在阳台一侧，朝楼下望了望，然后慢慢挪到阳台另一侧，又朝楼下望了望。她收起衣服走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阳台上来了。我看见她拿起了手机，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我赶紧关掉了手机。她俯身朝阳台下黑暗与光斑交错的树丛里四处张望着，问：“天儿，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