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著名作家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嘲“累得几乎要了小命”；21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中央委员，不久官坐文化部长。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方蕤。方女士嫁夫随夫，认定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女士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和我的先生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