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婚礼

我们结婚后1年，王蒙就成了“右派”，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想像婚礼的氛围，但少不更事的我们，还是沉浸在欢快与幸福之中。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合好却颇为神奇。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王蒙，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我想不管我过去让他承受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他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讯。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像。我问我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不也是同样?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糟，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未落音，他笑得前仰后合，“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他说。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那一次的经历，我觉得很奇特。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然而王蒙接二连三的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旧历腊月二十九，我们结婚了。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现在看来，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彩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许多人不来很自然。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矜持。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婚后不久，1958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桑峪一担石沟劳动，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这样反而快，在公路上等长途车倒慢。)，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边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