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决定

5分钟时间，决定举家西迁新疆——那个被认为自古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且一呆16年，王蒙用29岁到45岁的黄金年华在新疆写下4个大字“第二故乡”。当外人问起我是怎样去的新疆。恐怕没有人能想到过程是这样轻而易举。1962年秋的一天，我正在109中学上课，课间，有我一个电话，是王蒙打来的。——我正在会上，号召作家们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我同意。——你同意，我就请新疆的代表王谷林给联系了。——孩子呢？——一起去啊，全带上。……前后不到五分钟，就定下了举家西迁的大事。然而，放下电话，我却感到有些心慌，气血一直往上升……新疆，多么遥远的地方，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出过远门的！但我理解王蒙，正因为从来没离开过大城市，没有离开过北京，我们就有一种对于遥远，对于边疆，对于辽阔国土的向往，用他的话来说，这里有拼搏，有冒险，也有自信。王蒙悄悄对我说：“有本事走，就有本事回来。敢远走高飞，就敢做出一点成绩。如果什么都没做成，一事无成，老死边关，自然也心甘情愿。”我俩商量定了，才分别告诉我们的双亲和朋友，自然遭到他们好心的劝阻。——在北京，你们才安顿好家，还不好好过几天安定的生活。多好的地方也不如北京好。——怎么还要带孩子去？你们太年轻，异想天开，这样考虑问题不实际。——如果一定要去，先让王蒙一个人走，看情况，再考虑下一步。……亲友的话不无道理，但王蒙能安于在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的平稳生活吗?虽然他已博得学生们的喜爱，且拥有一个安逸的小家庭。但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我们的决定。1963年12月23日，全家向新疆出发。清晨，作家萧也牧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送行，出版社并派遣了车辆为我们代步。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找好座位，把精心携带的一瓶小金鱼平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窗户，洒泪告别亲朋至友。在嘈杂声中，听见人们议论：“还带小金鱼?”是啊!我们四口之家，两个年幼的儿子——5岁的山，3岁的石，再加上必不可缺的行李包裹，“阵容”已够庞大的了。但是，金鱼非带不可。那是王蒙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养的。金鱼陪伴我们，给我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每日茶余饭后，我们总是观赏和羡慕它的自由自在。这回西迁，怎么能不带它?在火车上，我问王蒙：“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三、五年，顶多十年。”他毫不犹豫、自信地说。谁料到，这一去就是十六年!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五岁，王蒙把年富力强的十六年献给了西域边疆。坐了五天四夜的火车，终于在第五天的傍晚到达了乌鲁木齐。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雪迎面扑来。这一天是阳历12月28日，快过新年了，天气正冷。不时从冷气中传出风味全然不同的维吾尔歌曲，涂成蓝、黄、粉、绿，色彩鲜艳的建筑，让人目不暇接。我们进入了异域他乡。我们急速地环视四方，看不到来接的人。站台上的人们都穿着长、短大衣，帽子、围巾裹得严严实实，有的还戴上一个大口罩，分不清男女老幼。我们牵着孩子，手捧金鱼，从车首跑到车尾，又从车尾转回来。感觉有点陌生、焦急，天真烂漫的孩子倒是很高兴。大儿子王山乘兴高歌：“冬天到，雪花飘，小朋友们穿棉袄，东跑跑，西跑跑，春天就会来到了!”我们抵达乌鲁木齐已是深冬腊月，满处是内地罕见的冰天雪地。友人说：你们为什么这时候来？现在正是最冷季节。何不选一个好季节？这话不无道理，但当时，王蒙那股热劲儿是等不及的。他这个脾气至今不改，性情急，做任何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办就办。在当时的处境下，王蒙清楚，有必要去一个新地方，寻找新的机遇。他要求速度，担心夜长梦多，如果不是趁着文联读书会的东风把调往新疆的事办好，今后，又有谁来过问他的工作安排？王蒙热爱文学，也自信有搞创作的本事，然而他毕竟刚一发芽就被掐了尖儿，连一本书也没有出过就成了右派。当时的王蒙又有什么可能换一换自己的环境，换一换自己的工作呢？到了乌鲁木齐，我们被热情地接到文联南门家属院。一进院子，就给我们一种好感：一扇大黑门，经过门厅是个四合院，后跨院有一排很整齐的平房。院墙粉刷得洁白。其中有两间房是纵深相通的格局，王谷林走到这间房前，止住脚步，“这就是你们的家。”迈进家门，一股暖流迎面而来，和在户外冰天雪地的寒冷形成明显的反差。我们立即感到周身温暖。房间整整齐齐，连接里外间的是一扇火墙。做饭和取暖用的火炉，是砌好的一个砖灶。炉灶内的火焰烧得正旺，原来是邻居徐广华两天前就把火点起来了。很快，食堂做的饺子端了上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介绍新疆羊肉如何肥嫩可口，新疆牛奶如何浓香醇厚，营养如何丰富等等。新疆购物按公斤计量，价格比北京高，但工资标准也高。初次与大家见面，王蒙非常高兴。最后同志们为了照顾我们的休息，赶紧告辞了。陌生的环境带来了新鲜与好奇，当然也带来不适应，当天夜间王蒙就捂着肚子叫苦不迭。不知道是在从火车站到家的途中“喝”了凉风，当时乌鲁木齐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多度；还是新疆饺子的羊肉馅太肥；或许是太兴奋了，第一顿的进食就缺少节制。幸好没有酿成大病。第二天晚上，四条小金鱼全都死了。说起来，当地人都问：“你们换水了?”答：“换了!”大家说，新疆的水硬，怎能不晒几天再换水呢?本来在新疆，养鱼就不容易的呀。王蒙相当扫兴。金鱼是不能适应新疆的水土了，人呢?人总应该比金鱼强吧。没有几天，火墙也出了问题。王蒙添煤太多太勤，反而使煤得不到充分燃烧，不但火经常灭，而且燃烧不充分的烟郁结在火墙的烟道里，使烟道很不畅通。随着严寒的加剧，房间里愈来愈冷了。我们没有足够的防寒物品，带来的只有在北京时用的被、褥、衣、帽。于是赶紧添置了新疆毛毡，花50元为王蒙买了一件栽绒外衣。这件外衣他一直穿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我们返回北京时，又把它传给了正在新疆大学读书的儿子。房外到处是冰，厕所好像一座冰丘。除了冰，看不到地面。茅坑深有10米，底部是一个大的连通池，望下去令人如临深渊，望而生畏。使用时找不到可以蹬踏的一小块地面，净是高低不平的若干小冰峰。上街步行，原本是件极平常的事，可是对于初去的人，不亚于走钢丝。大街小巷，处处是坚硬、光滑、污浊的冰，简直令你寸步难行。尤其过马路，更是提心吊胆，惟恐在你滑倒的时候，正好过来车辆。王蒙还算心细，他观察了当地人走路的样子，很快总结出决窍：勇敢迈开步伐，用力往下蹬地。王蒙打趣地说，到处是冰场，滑冰不用买门票了。当然，与这些小小的不适应相比，初到新疆的我们，感受更深的是同志们的热情关怀。自治区文联的同事、作家前来看望，帮我们整理行李物品。文联的同志还为我们两个儿子找好了幼儿园——自治区妇联幼儿园。王蒙很快到《新疆文学》编辑部上班，立即适应了工作。关于我的工作，出了一点麻烦，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教语文的，所以就为我安排了教授语文的岗位。其实，我是物理教师，而当时似乎乌鲁木齐的中学不缺少物理教师。最后，有关部门与我商量，让我到市三中去教地理，并打趣说，反正物理地理都有一个“理”字。于是，我当了三个月的地理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