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馀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作成的练乡勇为劲旅，并以此代替绿营。所以，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在“教匪”日益猖狂、“**”屡战屡溃的情况下，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因此，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终于，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作到的理想。但是，如前所述，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旧军队和团练都不凑效的情况下，就只剩下创立新军这一条道路了。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他就复奏，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不过，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皇帝或者不够精明，发现不了他的小把戏，或者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没有细看，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八年以后，由于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曾国藩才可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摺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就这么瞒天过海的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指的就是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兵；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按照戚继光的成法，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的昉始。不过，“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实际是“湘乡”的意思，因为当时，就有江忠源的“楚勇”（新宁）、塔齐布的“宝勇”（宝庆）、林源恩的“平勇”（平江）等名目；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