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旁苦李的蒂儿

曾国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说：“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

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

与上引司法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暂且抛开“烈女”

之喻。

李元度援徽，十天不到的时间，丧师失地，动摇大局，其罪不小；但是，李元度这次犯错，尚不止此。

千不该万不该，他最不该在偾事之后还要“怙过饰非”

，毫无悔意。

城破次日，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在外游荡了大半个月，他才满不在乎的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

尤为过分的是，在曾国藩面责后，他竟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

曾国藩不得不慨叹：倘若“人心并无悔祻之意”

，则“难以挽回天意”

；遂奏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

此时，于私于公，曾国藩都“深恶”

李元度，而且，这股“恶”

意一直延续了两年。

咸丰十一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

但是，李秀成先期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他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

前此，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

，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于同治元年的春天再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

法有难宽，情亦难恕”

，请求将“该员”

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

，“仍行革职”

，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

奉旨：“李元度著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

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

李元度交由差遣。

孰知曾国藩尤未解恨。

三个月后，在参劾陈由立、郑魁士的摺子里，又让李元度陪绑一次。

陈由立是鲍超部将，本是“偏裨之才”

，却“不安本分”

，在个人待遇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抚郑元善，“巧言耸动”

，谋得重权。

曾国藩怒其“轻去其上”

，“朝秦暮楚”

，破坏湘军家法，犯了见利忘义、欺师悖祖的大罪，请旨处罚。

郑魁士相继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营服役，平日则悍然犯上，不遵节制，偾事则“托病偃蹇”

，弃军而逃；“前既与皖、浙抚臣为仇，后亦不报和春之恩，臣尝代为不平。

本来，参奏这两人跟李元度扯不上关系，但是，一个背叛师门，正如李元度应王有龄之邀援浙，“轻于去就”

，视湘军的集体领导为无物；一个偾事犯上，恰如李元度守徽州时所作所为，故曾国藩连类及之，将他顺手拈来，追骂一通。

曾国藩三次参劾，李元度的政治生命，算是彻底毁掉了。

表面上看，不过革职，还可以继续“效力”

，前途并非一片黑暗；但是，读者诸君务必警惕：吾国政坛历来奉行“追涨杀跌”

的散户哲学，庄家咳嗽一声，其股非红即黑，不上则下，并无喘息的机会。

曾国藩当日负东南重望，俨然“东山不出奈苍生何”

的晋人谢安，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既然声讨李元度，跟风承旨的中外“曾迷”

岂不心领神会，对已被打倒的李元度踩上一支脚？尤其是各位访查舆论、维持风纪的御史大人们，本就靠言语轻重讨生活，无端生出如此佳题，岂不大做文章？新账旧账一起算：失守徽州，独自逃生，拒绝勘审，虚报战绩，这些罪名加在一起，至少也是流放远边，最重则脑袋不保。

然则，遑论断送政治生命，李元度的物理生命也有断送的危险。

从这个层面检讨曾国藩此份参摺，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当日有一幅集句兼嵌字的对联，将李元度所处的危困之境揭示无遗，其词曰：“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

横批：“道旁苦李”

；纵观曾国藩生平，对湘军同事、湖南老乡、婚姻之戚或文学之友，主动施以如此辣手，仅此一见；何况李元度在咸丰五、六年间还舍生忘死的保护过他。

三参之后，他不能不有所悔疚，不能不思有以补救。

知道平江军即将裁撤、李元度将要黯然回湘的消息后，他立即致函奉命“差遣”

李元度、并有资格对之进行品行鉴定的左宗棠：“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

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

；适逢浙江战事正酣，左宗棠无暇考究此桩官司的来龙去脉。

而且，早在咸丰四年，二人便已认识，左宗棠对李元度印象不错；因此，左宗棠此次回奏，但说李元度“性情肫笃”

，虽“两被吏议”

，而“报国之志未衰”

，“在时流中亦为难得之选”

，遂将此事搁下，不予深究。

这个“蒂儿”

没有留给“苍天”

，而是留给了曾、左这对老哥俩用作他日争讼的题材。

同治三年冬，曾、左哥俩合演一出担夫争道（关于“伪幼主”

的下落），阴差阳错，绊动了这根“蒂儿”

，顺便将牵连这根“蒂儿”

的“道旁苦李”

给揪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