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的圣库

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

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

和一方“金印”

，别无所获。

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王闿运所谓“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

，所谓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即示怀疑。

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

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

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

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

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

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

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

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

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

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

（即摺称“伪都之公帑”

者）的有无丰绌。

请先论有无。

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天朝田亩制度》云：“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

制度。

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

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

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

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

逆者议罪”

；“一条草对紧”

，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

明年，诏云：“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

入南京后，“圣库”

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

严厉执行“圣库”

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

的根据。

但是，“圣库”

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变”

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

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

；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

的性质已经由“公帑”

变为“私藏。

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

中，仅向“圣库”

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

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

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

“切勿存留银两”

，而应“概行要买米粮”

；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

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馀”

的盛况。

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国库无存银米”

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

，否则不许离京。

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才换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动时间。

亦可见“圣库”

空虚、人各私财的景况。

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

（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他二千多个“王兄王弟”

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

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

因此，“圣库”

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

之绌，亦毋庸置疑。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

，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工”

于“作奏”

，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当然，“圣库”

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

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

，失望之馀，不免生出几分恐惧。

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

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

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

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

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

，“以抵欠饷”

，多多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

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

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

一定“刑求而不得”

，而所得较多的“强者”

必会“抗令而遁逃。

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政体而失士心。

遂不采纳“按名勒缴”

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

（降卒或敌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

（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

当然，此法只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

找不到大笔“贼赃”

，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

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

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

的赤诚，据实“覼缕”

，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

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

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

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