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
西方与其他世界从1991年9月到1992年6月，在哈佛大学的这段时间在许多方面开拓了我的眼界。
我得到的一个主要见识是生活在西方的那些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其他世界具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的。
西方人坚信他们了解全世界，因为西方社会对所有的观念都是开放的，决不会拒绝任何观念。
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产生的荒谬结果是：西方确实没有意识到其了解和理解存在的局限性。
发表于1992年夏季《国家利益》杂志上的这篇论文就是要在这个西方观念中打开新的窗口。
在我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其中的两篇招致了最坏的名声。
第一篇就是本文。
第二篇是我对亨廷顿的“文明间的冲突”
一文做出的反应。
8年后重读本文，我为我的一些长期预测如此迅速地得到应验而深感惊讶。
在该文中，我指出：“在北非人看来，曾经作为划分文明标志的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池塘。
如果能够改善其生活状况，什么人不会跨越这个池塘？”
当我撰写本小序时，穿越地中海的非法移民还是细小的滴流。
在2000年的今天，滴流已经变成了河流。
欧洲报纸对这些偷渡事件不断地示警。
但是，他们如何没有看到发展的趋势？2000年中期，19个躲藏在一个集装箱中试图偷渡进入英国的中国人的惨死，提供了远比我的论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8年之后，我曾经提出的论点还是有效的。
二战时荷枪实弹的新加坡守卫者瞄准的方向是错误的，我的这个印象还是准确的：西方还存在构筑壁垒的强烈冲动。
但是，西方政治权力的普世主义动力与西方技术推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之间，还存在尖锐的矛盾。
这个尖锐的矛盾爆发时，我希望有些人回顾一下本文的若干观点。
西方赢得了冷战。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不是根源于西方的军事优势，而是根源于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力量。
因此，一个关于西方仅仅在冷战期间维持了稳定的共识很快出现了。
这并不令人惊奇。
弗朗西斯·福山抓住了这个历史时刻的本质，在极力欢呼西方价值观的胜利。
其他世界如果要从历史的“泥潭”
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适应并吸纳西方的各种方式。
西方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威胁，因此没有必要对自身做出大的调整。
本文将对这些论点提出挑战。
本文认为，对于西方而言，“稳固不变”
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西方却会面临其他形式的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因为冷战结束了，因此西方不会为了拉拢第三世界而付出；在一个收缩的、越来越人满为患的世界上，西方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因此，它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新型战略；强硬地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并不符合该战略，这只会恶化各种严重的问题。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在良好的环境下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将十分艰难。
真正的危险是错误地决定和界定各种问题，如此这般，西方的战略视角将会指向错误的方向。
对于具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这个危险性让我回想起了1941年12月新加坡的英军大炮。
当日军以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悄悄登陆，并悠闲自得地占领新加坡时，自称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中的大炮却信心十足地瞄向大海。
这种类比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在新的时代，西方所要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同样也是以自行车和步行或类似的方式实现的：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导致的挑战。
西方精良的军事技术在抵制这些“入侵部队”
方面束手无策，因为这些移民是些手无寸铁的穷人和家庭，他们没有使命、没有秩序，通过千疮百孔的边界线而流动和渗透。
一旦这种局面成为事实，那就是一个多重危机的问题，是一个产生于两个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即西方对第三世界基本态度的变化，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但难以预测的世界趋势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
西方的退却在40年的冷战期间，对抗的两方赋予了第三世界以重要意义。
并将其视作在全球争夺中最重要筹码，没有任何一方感到能够随心所欲地应对任何国家，但是小国、穷国或边缘国家则被视为无足轻重。
任何事情都被算计；没有事情是无关的。
即使西方脱离其殖民帝国时，第三世界继承国在战略层面上还是具有相关性，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
由于其他每个国家都加入到了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这些国家就构成了竞争的主要舞台，以及冷战激烈争斗的领域。
虽然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名义上都属于“不结盟运动”
的成员，但是这个组织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因此，大多数国家感到，它们只有两个可行的选择：程度不一地倒向西方或苏联阵营。
因此，庇护者和委托者相互分割的体系分布于全球，共同构成了对抗战略的战术系统网络。
第三世界国家决不是这种安排下超级大国支配的被动目标，其中许多国家能够熟练地利用冷战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要求精确的算计。
介入其中的国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像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发生的事情，这两个国家是20世纪悲剧的形象象征。
它们同样注意到如果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维持门格斯图的统治，那么西方就要维护蒙博托在扎伊尔的权力。
这是战略规则不允许敏锐地考虑道德问题的时候。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态势不再适宜于新的形势了。
苏联消失之后，其代理人要么垮台了，要么毫无保护或补偿地被遗弃了。
西方同样重新安排了其优先选择。
在国家安全的名堂下，它们不再有同样的义务去扶持令人厌烦的盟友。
西方推行更为严厉的人权和民主公正的政策，没有遵照执行和难以适应这些更高标准被利用为西方毫无愧疚地抛弃这些盟友的正当理由。
无论利用和随后抛弃盟友的伦理价值是什么，苏联和西方突然舍弃从前的盟友的共同点向第三世界国家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的确，游戏本身也已经变化了。
第三世界政府开始认识到它们以前的“利用价值”
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西方在寻求任何现实利益时并未看到它们的价值。
这样的结局并不完全糟糕。
超级大国较量的结束为消除许多冲突创造了条件，这些遍布从萨尔瓦多到纳米比亚、阿富汗、柬埔寨的冲突因为冷战而持续紧张。
许多独裁政府已经消失。
这是值得欢呼的。
但是，冷战压力的撤除同样意味着这些社会得到控制的力量现在能够释放能量。
要理解西方撤离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划时代的意义（比如，观察一下有多少西方关闭了驻非洲国家的使馆；近年来，英国关闭了其驻布隆迪、刚果、加蓬、利比里亚和索马里的使馆），那么就思考一下自从16世纪殖民时代开始以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遭受西方大肆干预内政的事实吧。
因此，现在西方从第三世界解脱出来的趋势不仅仅是40年、而是四个世纪干涉的结束。
或者由于城市的压力，或者由于全球力量制约了他们，几个世纪被窒息和压迫的本土化进程终于能够浮出水面了。
为了限制历史上被压抑的各种力量，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留下了一个国家主权概念、民族国家、有时有西方议会制度和一些国际法原则的稀薄面纱。
的确，这些力量在冷战期间并未完全得到控制。
但是自从这场争斗结束之后，这些力量一直在加速和强化，直到发生质变。
非洲的部落战争、巴基斯坦的种族冲突、印度的印度教与穆斯林间的纠纷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现在，所有的这些都能以更强的力量、无约束地表面化。
10年之前，1991年索马里的分裂（非洲种族相对同质的国家之一）并未被冷漠地看待，一直也未被允许发生。
冷战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主要的政治争执因为其超级大国保护人而更加激烈。
今天，它们的主要故障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内部。
收缩的全球简言之，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过去若干世纪西方干涉第三世界进程的停止可能会导致动荡大锅炉的出现。
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地理距离将西方与这个大锅炉隔离开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冷战期间，西方技术将世界压缩为一个“地球村”
，摧毁了时间和距离构成的隔离性。
当海湾战争爆发时，使西方能够密切观察的全球通讯网络具有同样引人入胜的逆向效应。
现在，中国、中亚和非洲中心的遥远村落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普通公民正过着舒适富裕的生活。
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一旦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的人类无知的各种障碍消失一空，它就不会轻易地重现”
在这个语境下，观念的意义就具有相当的价值。
其简单的实际影响是单独的精神领域和单独的全球社会正处于建构的进程之中。
20世纪中前期，西方社会一直在为解决产生于工业化初期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努力奋战。
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无产者，西方的富饶和机会不可抗拒地吸引着这些人。
西欧开始了解到这个问题。
如果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卷入动荡，那么就会对法国产生影响。
在北非人看来，曾经作为划分文明标志的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池塘。
如果能够改善其生活状况，什么人不会跨越这个池塘？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男男女女纷纷跨越高山大海远走他乡，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可怕的苦难。
的确，只有这样的动力才能解释源于欧洲大陆的“西方”
社会之外的宽泛地理跨度，这个跨度从北美通过南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今天，更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可以做类似的旅行。
迄今为止，西欧仅仅只是这场规模运动的开始，它们已为此深感困扰。
1990年，欧洲与非洲的人口分别为亿和亿；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之前，这个数据将分别是亿和亿，这个比例接近于今天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的比例。
当前人口规模相同的两个国家说明了这个趋势的意义。
在过去几年里，虽然意大利涌入许多移民，但是其人口数量还在下降。
而埃及则每八个月就增长100万人口。
意大利对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偷渡者非常苛刻。
但是，如果这些偷渡客还不是欧洲同胞，它将如何做出更激烈的反应？或者考虑一下：1960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总量只是法国的一半；但是今天已经相同了；在下一个三十年里，前者的人口总量将是法国的两倍。
简而言之，在若干世纪里，西欧的边界将会面临极为壮观的赤贫人群，其数量将与日俱增，并加入到已经成功抵达的大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将会发现他们在本质上正在同样面临今日南非之战略困境，在南非，富有但人口数量远处劣势的白人处境尴尬。
即便美国与亚洲、非洲这两大人口增长的世界中心相距甚远，但它在人口流动的浪潮中也不能置身事外。
正如伊万·赫德所观察的：“北美是所有民族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地方之一。
1950年墨西哥的人口为2500万，但是这个10年结束前，其人口数量将达到1亿”
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一度让法国人感觉到威胁），但是美国西南部的几个州稳步成成为双语社会，这反映了来自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
美国社会和文化在什么方面将不可逆转地变迁？“人口爆炸”
这个词语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
但是，像许多陈词滥调一样，它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从1750年到1950年，五个主要大陆的人口以大约相同的速度增长。
1950年之后，第三世界的人口引人注目地高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卫生和基本的医疗保健的普及。
欧洲北美与其他世界的人口平衡已经不可挽回地发生了改变。
2000年全球共亿人口，其中50亿属第三世界。
世界人口增长的97%出现在第三世界。
人口数量是关系重大的。
当人口构成存在极端的差异时，就会产生比如以色列、尼泊尔和南非白人面临的不同形式的安全困境。
即使没有这样的常规安全威胁，因为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等而激化的人口失衡将是对西方世界的稳定构成新威胁的主要潜在原因，从贫困的移民、无依无靠者到环境破坏、吸毒、疾病、恐怖主义都是这些新威胁的体现。
东亚的影响东亚是发达世界惟一的非西方地区，或具有进入发达世界的发展势头，其越来越显著的重要性不仅使西方富裕和第三世界贫困的刻板印象复杂化，而且也使人更加迷惑不解。
在西方与其他世界关系更宽泛的语境下，虽然西方一些人将东亚经济、尤其日本经济的成功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东亚经济成就确实应该被视为解决问题的组成部分。
日本和其他东亚社会成功的故事以西方社会没有成功推行的模式而在第三世界激起了经济发展的涟漪。
思考一下这个伟大的历史奇迹吧：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与北美西欧邻近的拉美、中东或非洲没有投身到自由市场体制中？要知道这样做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利益。
为什么日本是刺激出这一竞争的惟一发达国家？答案必然是复杂的，但是总体上看，一个关键因素是心理作用。
当1905年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击溃一个白人国家俄罗斯的时候，这个事件无意识地提供了反殖民主义的巨大心理动力。
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那么至少也是受到良好教育的非欧洲国家的精英第一次认识到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殖民征服并不必然是永久性情景和本质状态。
日俄战争之际，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贾瓦哈拉·尼赫鲁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今天日本的经济成功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产生同样的心理影响，它们渐渐相信，它们同样也能取得成功并进入发达世界的行列。
这个心理跳跃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最近，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潜意识里就相信发达国家的地位非其所能为也。
今天，见识到日本及其邻国的成就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坚信它们也有这个潜力。
日本可没有这样的打算。
全球仁爱还没有输灌到日本人的性格之中。
但是日本的成功使其从韩国到中国台湾、新加坡的邻国和地区确信，它们也能做到这一点。
“四小”
的成功随之对中国大陆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沿海省份的经济起飞已经削弱了北京逆转经济自由化进程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印尼这个世界第五人口大国确信有必要更快地解除管制。
这说明新的经济协同正在东亚产生。
但是，这样的影响并不局限在东亚地区。
难以引人注意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朝觐者纷纷前来东亚参观学习。
东亚的成功让墨西哥人、伊朗人和智利人留恋忘返。
如果东亚能够成功，为什么它们就不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伊斯兰国家成功实现了现代化。
但假如亚太经济崛起的潮流（这个进程正在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席卷了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远离伊斯兰诞生地的穆斯林国家，那么伊斯兰世界的风向标将不再是从西方吹向东亚，而是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
随着时间的流逝，像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样的国家可能也会投身到这个进程之中。
对日本的经济进步越来越感到威胁的欧洲和北美实际上在日本的发展中具有既得利益。
如果经济发展的信念和期望可以移植到成千上万人民的观念之中，那么就可能避免大规模的移民潮。
对来自北非的移民感到忧虑的西欧人应该做基本的战略反思，并以不同的眼光重新审视东亚的挑战。
短视地提出一个问题将会产生长远的战略错误。
经济之马，民主之车随着人口的增长、不断恶化的贫困前景以及大量移民的显现，认为第三世界并不完全无关紧要的大多数西方人确定：促进人权和民主是首要的对外政策选择。
非殖民化之后，许多国家第一次被告知，即使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的多边国际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也要将走向民主化作为附加条件。
第三世界的民主战与人权战可能会适得其反，并会危及后冷战时代的西方安全。
在民主的挑战面前，**的崩溃给了民主价值观的信徒一个强烈的新自信。
这些价值观强化了西方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因为它将所有公民融入到国家事务之中，因此产生了所有公民对社会的义务。
此外，民主体制在统治精英内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循环，这就确保了新鲜血液和新观念不断注入到重要的统治机构中。
这些价值观的道德力量以及功能性力量将会促进全球的民主化趋势，增进对人权的尊重。
从长远的角度看，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国家可能会遭受达尔文“物竞天泽，适者生存”
法则导致的痛苦。
比如，如果中国不能构建一个与日本一样有效率的能够选拔和使用其人才的体制的话，日本可能会继续遥遥领先中国几个世纪之久。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着：如何将民主成功地移植到那些从历史上看具有极大社会与政治体制差异性的社会之中？今天某些西方政治和知识界人士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社会能够迅速地实现这样的转型。
但是，大多数西方社会（包括最近例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并不是从传统或半封建的体制一夜之间就跳跃到了民主社会。
建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所必需的经济发展应该先行，这些阶级的一大既得利益就是稳定。
因此，试图利用种族和其他差异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将不能使其分裂。
东亚已经成功实现转型的社会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今天的西方正在第三世界鼓励，有时是强迫推行与此相反的途径。
这就是在经济发展之前促进民主的方式。
这种观点认为民主完全可以成功地移植到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社会之中，也可以移植到部族、种族、宗教等方面存在深刻分裂的社会之中。
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民主体制吸引了以稳定为既得利益的广大中产阶级。
但是，在许多根本不存在这样中产阶级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政体分解了种族和部族忠诚。
如果这相应导致了自相残杀的内战，那么人们还会认为民主总是能够产生美好的结果吗？远在1861年，约翰·密尔曾经指出：“在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更早时，约翰·杰伊（JohnJay）在《联邦主义》的著作中强调，美国人“具有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遵循同样的政治原则，风俗习惯也极为相似”
他补充道：“美国人的确是同胞兄弟”
，他们“决不应分裂为许多非社会、相互猜疑和相异的主权国家”
在早期的民主理论家看来，在不考虑发展阶段或内部分裂的情况下，民主完全可以应用于任何社会，这样的20世纪幻想简直让人惊诧不已。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在当代的第三世界社会，民主体制与发展必然对立。
从学理上看，二者是可以共生共存的。
在某些情况下，二者甚至能够和谐发展。
但是，冷静地观察一下第三世界的条件，就可以看出：在政府强大、坚定并承诺进行激进变革的时期，就有必要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这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抵制任何实质性变革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
日本二战之后能够维持高增长率，部分原因是麦克阿瑟将军强制实行的广泛社会经济改革。
任何民选的日本政府都无法做到麦克阿瑟将军所做的一切。
与此相对，美国在菲律宾推行了类似的社会经济变革，但是失败了。
其原因之一是菲律宾的经济在战后若干年里表现不佳。
当然，菲律宾的事例说明了独裁政府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对立的。
但是，一些独裁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有出色表现，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早前若干年里戏剧性的经济增长就是例证，这同样也是真实的。
如此看来，其要点也是简单的：决定第三世界社会是否进步的关键变量不是其政府是否民主，而简言之是有否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
是很难界定的，这在美国人的语境中尤其如此。
在美国，这个词语几乎就是一个矛盾修饰词，“好政府”
通常意味着“小政府。
而在具有巨大发展需求且任重道远的第三世界社会，在成功的东亚社会发现的共同特征有助于提供一个“好政府”
的有用定义。
这些特征包括：（1）政治稳定；（2）建立在精英治理基础上的健全官僚机构；（3）经济增长，并辅之以平等；（4）审慎的财政政策；以及（5）相对少的**行为。
有了这样的标准，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就应该可以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以决定对外援助的条件。
西方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如此重新定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们很少关注第三世界政府的行为过程，而更多地关注它们的业绩。
如果其业绩将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而持续的改善，那么对于以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策而言是令人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那是因为饥谨和苦难将更少；符合现实主义，那是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流向西方的移民将更少。
西方政府通常将人权战描绘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善行，必须无条件地推行之。
实际上，它们是谨慎而选择性地运用人权这个工具。
比如，只要在沙特阿拉伯具有安全方面的强大既得利益和稳定的石油供应，那么西方就不会向这个国家输出人权或民主标准，这是因为西方知道：任何改变沙特政府稳固统治的行动将极有可能对西方不利。
最近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说明了西方鼓吹的迅速民主化的又一复杂性。
民主也能在一个社会产生真实的社会和文化表象。
在阿尔及利亚，后殖民精英导入的世俗和现代的价值观已经严重抑制了几个世纪历史的伊斯兰遗产。
现在，伊斯兰遗产浮出了水面，可能也会在其他采取民主体制的伊斯兰社会表面化。
如果这些民选出来的政府实施限制人权的严格伊斯兰教规（如伊朗），那么我们还应该尊重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及其行为的权利吗？没有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
西方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的反应显示了道德和政治的含糊性。
从官方的立场看，大多数西方政府谴责了这次政变。
但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民对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是否对它们国家有利提出了质疑，大多数西方政府悄悄地欢迎了这次政变，它们基于西方的利益而采取了明智而现实的立场。
在许多第三世界的观察家看来，这次道德价值观的现实运用使其相信，所谓西方促进民主只是发生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时候。
同样的看法在人权战中可能继续演变下去。
以秘鲁为例。
就像阿尔及利亚一样，秘鲁在的民主化进程同样面临着引人注目的逆转。
但是，秘鲁因此遭到了西方的制裁，而阿尔及利亚则没有。
欧洲人聪明的算计是对阿尔及利亚的制裁将使该国爆炸性社会经济状况更加动荡，并加剧阿尔及利亚难民的外流。
因此，它们什么都没做。
秘鲁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相距遥远。
即便秘鲁的社会经济状况像阿尔及利亚一样具有爆炸性，制裁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但是它还是遭到了制裁。
西方人确实应该了解一下藤森政府是哪种类型的独裁政体。
他将成为又一个马科斯，聚敛个人财富？或者说，处于崩溃边缘的他将绝望地颠覆社会进程吗？这样的问题是重要的。
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现在的西方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就贯彻执行，那么韩国和中国台湾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可能在要求当时在位的政府下台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
在秘鲁，令人关注的一个额外理由是：如果制裁成功地实现了将藤森政府轰下台的目的，那么可能的骚乱或波尔布特式的拉丁美洲版本就会使秘鲁人民更加不幸。
坚定鼓吹对秘鲁进行制裁的人应该准备为这些制裁的良好或糟糕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
果真如此，世界将会避免柬埔寨悲剧的重演。
当时在柬埔寨，也有许多鼓吹更换朗诺政权的声音，但是没有人为随后发生的集团屠杀而承担责任。
如果西方谨慎地选择那些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践踏人权的目标，那么当其他社会可能会受到这些人权战的影响时，它们还有审慎而为的义务吗？在这些道德政治复杂性面前，西方政府基于其利益，就会向其公民解释审慎政策是促进人权和民主至关重要的考虑。
遗憾的是，在西方政府采取审慎政策的同时，它们发现在这个话题上让其公民了解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哲学的角度看，在促进民主时讨论审慎是困难的；这不是令人振奋的、具有灵感的优点。
但是，诚实和自我利益要求西方政府应该这样做。
在决定其特殊的人权和民主政策时，西方政府都没有公开承认这与其重大的国家利益相排斥，但是事实上每个政府都这样做。
德国对土尔其的人权采取了强硬的政策，但美国却没有。
美国和英国对卡扎菲极为严厉，但意大利却没有。
在名义受益者、第三世界社会看来，这种不连贯的方式相应削弱了西方人权政策的价值。
这是因为除了遭受西方政府的道德鼓吹的压制之外，他们还注意到道德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精心谋划的运用。
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人权战已经有所成效。
比如说，它们已经建构了一个新的全球共识，阻止了像波尔布特、阿明和博卡萨这样大规模粗暴践踏人权的家伙重返历史舞台。
这些政权的受害者可以长长地松了口气。
同样，反对存在于全球许多地方的大规模严刑拷打的强大全球共识也是人权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但是，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
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
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
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
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
这些乘客还是又饿又病。
但是，一旦这些乘客游到堤岸，投到其恩人的怀抱，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
这不是抽象的类比。
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从长远看，西方在发展中社会鼓励更可行的转型进程可能更为明智。
一种将马置于车前的对策，也就是说，在推行民主之前，通过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
这不是主张只要它们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就应该容忍像波尔布特或阿明那样的邪恶独裁者。
准确地说，西方应该像欧洲政府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现实主义政策一样对待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
对于大多数西方政府而言，贯彻这种明显简单的逆向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促进民主很少采取付出代价或牺牲这些方式。
但是，促进经济发展就要付出直接和间接的重大代价。
从长远看，对第三世界有益的事情（经济发展优先）从短期看可能会对西方社会带来痛苦。
比如，欧盟需要放弃对其无效率的农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的政策。
如果西方坚持走短期的平坦大道，采取促进民主优先的措施，最终它会付出痛苦不堪的高昂代价，这是因为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及其动荡所产生的影响必将波及西方。
遗憾的是，短期与长期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更有把握的是断定短期考虑将会盛行。
西方民主对西方利益西方民主在克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雅典人不同，西方迄今在处理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取得了成功。
决不能低估西方社会的灵活性。
但是，假定它们没有任何制度缺陷同样是非常危险的。
在没有一个明确而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政府发现在冷战后各种严峻挑战面前要求人民准备接受痛苦的变革和牺牲，人民是很难理解和信服的。
问题并不是这些社会缺乏领导能力，而是制度安排使然。
两个例证可以说明民主制度缺陷的全球影响，这两个例证都严重损害了非西方世界社会：那就是美国的预算赤字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尽管美国财政赤字必须加以制止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预算已成为一个巨兽，没有任何政府制度能够有效制服这个巨兽。
格拉姆-鲁德曼方案痛苦地失败了。
这些问题都是民主的制度缺陷产生的。
不同游说团体的投票连锁网络意味着这些团体在预算过程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由此导致了巨额赤字的永久化。
在其他方面，私人游说集团扭曲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并衍生到美国边界之外。
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美国政府的干涉以迫使日本接受自愿约束的方式，美国汽车业要求缓解日本同行的激烈竞争。
在随后的10年里，美国汽车业不是努力学习日本以提升竞争力，而是继续为其股东和管理者支付了可观的红利。
他们没有努力检查一下，政府干预是否对大众或私人利益有益。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则具有清晰的理解，那就是长远国家利益的基础是提高而不是削弱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却不如此，其政府制度只是对来自私人利益的特殊压力的反应。
共同农业政策是产生于西方民主制度缺陷的另一个巨兽。
欧盟领导人私下里的确难以为这项政策辩护。
但在公开场合，无论法国、西班牙还是意大利的领导人为了选票绝对不会批评该政策。
共同农业政策消耗了欧盟三分之二的预算，这些资金本应该用在促进欧盟竞争力的工业领域。
非欧盟国家认为在富裕的欧盟国家继续推行该政策的情况下，它们没有看到应该接受痛苦改革的理由。
这已经破坏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有关谈判进程。
例如，在富裕的欧盟国家不承担任何牺牲的情况下，为什么印尼、巴西和扎伊尔这三个能够形成“氧气卡特尔”
的国家就要约束其有利可图的森林采伐业？只有在这些问题上缺乏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任凭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失败。
这种挫折极大地加剧了冷战后西方面临的新威胁。
为了避免大量的穷人移民到富裕社会，全球需要意义深远的经济发展。
启动如此广泛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全球工具就是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
如果所有的社会都遵循其规则，该组织就会建立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贫富社会都包含其中。
世界贸易组织容纳了具有重要比例的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舒适和富裕的群体。
这充分显示了该组织的力量。
通过创立一个“公平的竞赛场地”
，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场地上发挥自身经济的比较优势。
因此，它对全球生产力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当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遭受挫折之时，几乎没有多少抗议者。
也许这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贸易问题。
因为欧盟极力保护其某些工业免受全球竞争的冲击，因此布鲁塞尔会议失败了。
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终将证明这些举措是徒劳的。
试图保护其工业免遭新的竞争，实际上，这是西方正在试图冻结一个不可冻结的进程。
只要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历史影响以及它与将来的核心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战略家不关注该组织就会令人困惑。
不关注是错误的。
如果否认发展中社会的大众改善生活水准的机会，从关贸总协定及其后身世界贸易组织后退到保护主义将会迫使他们撞击西方的大门。
在冷战后的年代，西方战略的重新定位是一项主要任务，这要求美国在战后熟练地提供合适的领导类型。
遗憾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在西方领导的必要性从未如此重要的时刻，西方的领导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分化了。
遗憾的还有，在应该面向外部世界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着向内看的强大压力。
西方已经创建了各种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希望由此延伸到了西方的门口，现在西方有关闭大门的强烈冲动。
这是毫无意义的冲动，因为新技术已经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系”
构成当代秩序的世界。
就像新加坡的保卫者一样，旧的挑战应接不暇的同时，新的挑战已经泛滥成灾了。
西方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
这是真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