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太平洋

漂泊的日本当我1991-92年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度假时，我应邀撰写题目自拟的论文。我选择以日本问题为题。这个国家一直让我着迷。1992年秋，我为《外交政策》杂志撰写了这篇论文，作为在哈佛进行研究的一个交代。日本在世界上的确与众不同。它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进入西方排他性的俱乐部，比如西方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与精神的稳定性，日本是亚洲最令人尊敬的国家之一。但是，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之一。当冷战结束、柏林墙崩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一个新的西方共同体“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出现。即便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盟友，但是留在这个魔环之外的惟一主要大国正是日本。日本因此不得不在后冷战时代寻求新的作用和身份。这样的寻觅还在继续。日本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真实位置。正如它在马哈蒂尔博士提出关于东亚经济集团构想后的痛苦所显示的，日本加入任何东亚共同体都是困难重重。成为一个成员、与此同时成为主要集团的非成员这样自相矛盾的是独特的日本人。我个人对日本还是非常敬佩的。但是，我对日本研究越多，我感觉对它的了解越少。回头看，我对我在对日本显然一无所知时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感到吃惊。但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日本在国家间共同体中还未找到合适位置——还是合理的。如此状况近期内可能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日本可能还要漂泊一段时间。日本的一个民间传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居住在海边农场村庄的年轻男孩，在一个秋天的上午独自步行去干农活，他恐惧地发现一场海啸即将到来。他意识到这场海啸将会摧毁整个村庄。由于没有时间下山向村民示警，就果断地在稻田放火，以保证灭火护田的人蜂拥而出来到山上。宝贵的农田损毁了，但是村民逃脱了海啸带来的灾难。在下面的论述中，东亚战略话语的一些珍贵农田可能被点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读者对正在接近该地区的变化浪潮加以警惕。大多数人相信日本在冷战中是一个赢家。正如前参议员保罗·桑加斯在总统竞选战期间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了，日本胜利了。”1992年中日本金融泡沫的破裂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说法的力量，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冷战的结束伤害了日本。事实上，冷战之后的日本面临的麻烦超过满意，威胁多于安全。冷战结束之际，日本的战略规划者可以指出得到的许多收获。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了。接近或卷入日本的大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曾经使日本黯然失色的中国的影响力减少了，尤其是1989年6月后。东亚地区是日本经济的后院，由于中国沿海省份经济起飞的推动而继续繁荣。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有潜力在10年或20年内超越美国这个第一经济大国。就是用绝对的言辞说，日本对未来的投资要多于更大的美国。虽然具有这些重要的收益，但现在日本面临着战后即使不是危险、也是最困难的战略环境。将日本舒服地推到西方阵营并为日美安全关系提供粘合剂的苏联威胁现在消失了。基于各自的原因，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放弃双边安全协定（MST）的打算。但是双边安全协定所依赖的战略支柱已经遭到侵蚀，使日本人怀疑美国是否或在什么情况下保卫未来的日本安全。从战略上看，不可靠的经济超级大国的主张使很难消失的，但是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冷战期间，日本的安全规划者甚至没有考虑日美安全关系破裂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日美关系破裂了，日本会发现自己将面临至少三个即便不是敌手、也是不友好邻邦的战略脆弱性。它们是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与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急迫的军事冲突。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战争准备。日本及其邻邦在冷战期间并没有相互提防，但是现在他们会相互忧虑。1992年《北京周报》的一篇文章警告道：“日本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和独立，意在填补美国和俄罗斯影响撤离后留下的真空。”韩国计划制定者也指出，即便朝鲜半岛统一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应该留驻韩国以提防日本。后冷战时代日本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危机四伏的日美关系。将这两个国家维系在一起的主要安全利益，尤其是遏制苏联的共同利益，已经减弱或消失。在分析日本外交政策时遗漏或忽视这个简单观点是令人惊讶的。比如，日本和美国在俄罗斯问题上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多大。美国力图救助俄罗斯，但日本并不相信救助俄罗斯对其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这个分歧是值得注意的。就在二战之后，随着朝鲜战争的来临，美国和日本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虽然不是一个明确的协议）。美国原谅了日本在二战时所做的一切，作为回报，日本成为美国忠诚和可靠的**产主义的盟国。虽然这种新型关系并不是强加于日本的，但是很明显这是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这就像孤独的行者与印第安人关系一样。这种比较可能冒犯了许多日本人，但是事实是不可抗拒的。日美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两国关系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马修·培利命令日本对外开放时就已经开始了。“要求者—接受者”模式持续了至少一个世纪。日本人清楚地记得罗斯福总统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从中国撤军，国务卿杜勒斯要求总理大臣吉田茂停止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尼克松的“越顶外交”，未与日本磋商就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使日本人更觉屈辱。除了贸易和经济问题，战后的日本对美国提出的任何重要要求几乎都没有说“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尤其如此。此外，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上，日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银行家的角色，其官方发展援助政策要满足美国和日本的需要。长期屈从美国要求的历史可以解释石原慎太郎的小册子《日本可以说不》以及“仇美”（意味着不喜欢美国人）这个新词汇出现的原因。日本近期只是在对美国的重大军事要求的反应上开始犹豫不决，也就是说，在对在海湾战争上做出重大贡献的要求上极为慎重。这样迟疑的根源是日本希望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不会影响其石油供应，以及惊讶于西方将萨达姆·侯塞因培养为西方的资产后不久就抛弃了他。日本大众对直接参加军事冲突的厌恶情绪也发挥了作用。迟缓的反应让日本付出了宝贵的代价。虽然为海湾战争支付了130亿美元、并且是非阿拉伯盟国之外最大的捐献国，他们在美国的名誉还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人并未减轻其认为日本人再次搭乘美国便车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决定利用美国媒体公开施压，确保日本提供资金（如果不提供军事人员的话）以帮助海湾战争。这是双边关系的一个危险行动。首先，许多美国人感觉已经受到日本上升的经济力量的威胁。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人受到了日本的困扰，因为他们将日本看作是对美国在权力的决定性领域——经济方面占据首位构成了“一个主要威胁”。因此，许多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意义相同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花钱保卫一个“搭便车”的经济竞争者？当时媒体的炒作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日美关系的支持。这也相应强化了日本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在让日本充当美国国内经济困境的替罪羊。客观事实支持了日本人的论点，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失误，行政和立法机关要解决它们的政策后果导致的若干问题：财政赤字、大量的国内外借债以及缺乏在工业或劳动力方面的长远投资等。这只是列举了较为明显的几点。日本一直真切地感到美国值得钦佩，部分原因是作为占领者的美国表现出了不寻常的雅量。但是这样的钦佩之情正在逐步丧失。日本不再准备充当“印第安人”。事实上，日本越来越强烈地认为他们要比“孤独的行者”更加出色。因此，在日美之间的心理关系上，正在发生从单向屈尊到相互屈尊的结构性变化。为了避免日美关系的破裂，日本已经有意识地编织一个两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稠密之网。但是，即使日美间没有严重不和，日本还是发现自己遭到抛弃。由于认为日本是经济对手这个看法的影响，日美关系可能比较友好，但仅仅是类似美国与瑞士关系的正常友好而已。到那时，美国将不再认为有义务保卫日本或在东亚驻军以保护日本的海洋运输线。同样，密切的日美关系可能由于美国孤立主义的复兴而受到损害。日本驻美国大使栗山指出：“我们担心的是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内向化”。日本担心美国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无能将进一步恶化美国经济，这将导致美国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继续负担其海外驻军。难处的邻邦如果丧失了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日本这个世界上惟一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将会感到具有核武器的邻国的威胁。如果中国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实施新的法律并派驻军事力量，那么日本自卫队应该如何应对？中**队会像几年前中国台湾象征性的存在一样被赶走吗？现在日本的经济力量十分强大，远远领先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但是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安全担忧。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两国结成的敌对联盟对于孤独的日本而言都是一个战略噩梦。随着未来日美安全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日本必须重新审视与这三个邻邦的关系。在现在的三方关系中，日俄关系是麻烦最多的。北方四岛问题的悬而未决继续折磨着日俄关系，麻烦重重的日俄关系史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感。这些麻烦包括：在二战结束之际，苏联违背已经签署的双边协议在最后时刻加入对日本的战争，以及随后野蛮对待日本战俘。即使北方四岛问题达到解决，日本还得自问一下：帮助俄罗斯再次崛起是否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只要发现自己依然处于经济事实与政治混乱之中，俄罗斯就不可能在近期对日本构成威胁；但是日本对俄罗斯继续保持冷淡的态度会对日本及其西方盟友之间带来一些问题。1992年5月，德国总理科尔就曾公开批评日本援助俄罗斯不力。1992年6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华盛顿的成功访问表明美国将更密切地接近俄罗斯。日本这个西方阵营的名义成员还能抵制这样的趋势多久？日本人传统上将韩国看作是一把“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他们在历史上总是毫不迟疑地干涉或侵略韩国，这就使韩国人对日本人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之后47年之后，日本还是没有缓解这样的不信任。冷战期间，日本根本没有担心韩国的必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军队相互对峙，日本没有受到它们的威胁。但是如果朝鲜半岛重新统一，就像统一的德国一样，随后的韩国将会继承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支力量将处于日本的攻击范围之内。1992年，朝鲜统一的苗头似乎不是很好，至少在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去世之时是这样的。但是，可能解决朝鲜问题的轮廓正在明朗化。就像西德重新统一德国一样，韩国将可能成为两个朝鲜重新统一之后的继承国。从前保证北朝鲜独立地位的两个大国现在对朝鲜半岛的继续分裂并没有多少兴趣。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所显示的那样，现在的俄罗斯在由韩国主导的朝鲜统一方面具有既得利益，其理由是这样可以使俄罗斯在反对日本时能够打“韩国牌”。中国在该半岛的利益不是如此清晰。北京政府可能并不希望看到另一个意识形态盟友的出局（虽然访问北京和平壤的人证实这两个城市处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世界）。但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现实主义，中国人提出的“权变”概念要比马基雅维里的权术至少早几个世纪。如果中国的长期利益支持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意识形态盟友。因此，日本应该假定：虽然韩国已经观察到西德在统一之后面临许多困难，因此会支持一个更缓慢的统一进程，但是一个具有产生所有潜在危险的统一的朝鲜正在酝酿之中。随着朝鲜将要开发核武器的威胁的显现，现在的日本感到十分郁闷。如果韩国拥有核能力，日本同样会感到危机四伏。只要传统的日韩关系继续相互反感，几个日本官方人士就会推心置腹地声称：日本可以与具有核武装的俄罗斯和中国相安无事，但是一个核武装的韩国则是不可接受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反应就是开发自己的核力量。北朝鲜的核问题显示了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复杂性。美国和日本领导了反对北朝鲜核开发的斗争。但是，可能中国也认识到北朝鲜的核能力将触发日本的核开发。中国知道她不能阻止日本开发核武器，更严格地说，她知道只有美国才能阻止日本的核野心。因此，虽然中国原则上反对美军在东亚的存在，但是她担心的事情莫过于美**事力量的撤离可能会诱导日本人获得自己的核武器。对日本而言，冷战后在三国之中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与中国的关系。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不能被当作纯粹的敌手。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可能内转的趋势，中国与日本开始推测：他们是否是拳击场上未离开的剩下两个巨人摔跤手。他们已经在以警惕的目光相互打量，每一方都想探知对方的意图。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出现可能让人不悦地震动。日本在二战投降之后，实施了和平宪法，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十足的奴态，因此中国并未将日本视为一个威胁或一个对手。随着中国具备核能力、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在冷战期间享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求爱”，中国明显地感到要优越于日本。中国因此快乐地忽视了日本不断上升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时期还是此后，中国都没有试图构思与日本之间的长远妥协方案。对日政策一直是中国其他关注的支流；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在90年代，中国利用日本摆脱国际孤立。日本并不喜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与中国相处的想法。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非常尊敬中国。无论是二战的战败投降，还是日本是中国的一颗文化和政治卫星的传统关系，都使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但是现在，日本人不再尊重中国，也许中华文化例外。日本领导人和官员不得不掩盖其对中国的轻蔑。他们尤其蔑视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当时日本开始推行改革以应对技术上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挑战，而中国还不知道如何与现代世界打交道。从短期看，日本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的不稳定会带来大量的中国难民入境，日本已经开始经历小规模的中国渔船的光顾。从长远看，日本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再次使日本黯然失色。虽然现在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日本人敬畏地认识到海外华人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他们看到连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一个新经济联合体的出现。他们同样认识到一个组织良好的中国会将日本远远抛在后面，就像唐朝时期一样。在东亚地区，中国掌握着解决许多紧迫性问题的钥匙，比如朝鲜半岛危机、印度支那问题和中国台湾问题等。虽然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是日本发现：或许除了朝鲜问题，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可能是不明智的。中国拒绝讨论中国台湾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果美国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导致日台之间更密切的政治关系，中国领导人将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正确性。印度支那问题显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日妥协方案的难度。苏联的崩溃为越南向中国象征性的认输铺平了道路。中国觉得要重新主张其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历史影响。但是，中国没有能力帮助越南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中国对越南（或任何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演变为日本的一颗经济卫星的前景感到十分烦恼。中日误解的可能性很大。只要北京依然相对孤立，她就可能不会做任何刺激日本的事情。但是，相对平静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为了“牵制”对中国周边的影响，一些中国计划者开始思考由中美日组成的“小三角”取代中美苏组成的“大三角”。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正在酝酿之中。虽然日本与美国、邻邦之间的关系将面临许多新挑战，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承认其面临着问题重重的新战略环境具有心理上的困难。在冷战结束之际，他们并未感到任何急迫的痛苦。但是，看起来日本的全球显赫地位已经丧失。在近期，在裕仁的葬礼上名人汇聚的数量远比以前少。漂泊的力量即使日本人认识到面临许多新挑战，但是依然有五大力量迫使日本继续漂泊下去。第一，重构日美关系将是困难的。两国之间的需求、态度、认识和权力关系都存在着失谐。在安全方面，日本需要美国；而美国则无求于日本。自从培利不邀自来以来，美国一直都在向日本提出各种要求。日本从未处于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地位上。日本人将自己看作是庞大的美国遮盖之下的撮尔小国。但是，美国公众越来越认为日本远比实际上大，并对美国经济统治地位构成了惟一真实的威胁。种族差异加剧了这种威胁感。力量的失衡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加以说明。华盛顿将日美关系视为国际象棋友谊赛。但是，华盛顿将比赛看作是一对一的比赛，而东京在同样的棋盘上看到了其他三个选手：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日本反对美国的任何行动都将会影响其与其他三国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比赛根本就没有任何“公平的表演舞台”。表面上看，日美之间在安全领域似乎没有什么麻烦。虽然存在驻军日本的经费问题，但是美国人从未对日美双边安全协定的承诺表达过怀疑。“为什么危险改变了？”是日本决策者的态度。为了重构日美关系，日本将要说服美国人继续保护日本，与此同时要求美国视日本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同时要求保护和平等决不是轻松。对于日美两方来说，认可防御关系的形式维持不变（意味着双边安全协定将不会改变）、与此同时其实质将发生变化。这都是极其困难的。安全协定不是保护日本应对已经消失的苏联威胁，而是制约日本的核开发和军事化，最终使日本的邻国确信日本将是和平国家。概言之，日美安全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遏制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当然，主要的问题是要公开明确达成这样的相互理解，以便美国人民理解并支持该协定，但也不要得罪日本人民。第二，如果日本承认他们面临着新的战略环境，且美国的长远安全承诺存在疑问，那么担忧就是替代日美安全协定的惟一明确选择是独立自主的日本军事力量以及核能力。日本绝对不是一个军事侏儒。其当前的防御性军事能力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如果没有核保护伞和强大的攻击能力，日本就不要指望与具备核力量的邻国进行对抗。某些日本人渴望获得独立的核能力，但是他们明白这将敲响全球的警钟。西方一些人已经产表达了关于日本人的自卑情结的看法，并以深深的疑惧心态注视着日本将其经济优越性延伸到军事领域。即使日本是“西方”集团的一个名义成员，但是西方还没有准备接受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在所有领域都卓越超群的可能性。第三，如果日本试图改变方针，更接近邻国，那么它将要放弃相信日本的命运来自西方的世纪政策。明治时代的伟大变革家福泽俞吉曾经说，日本应该“脱亚入欧”。如果现在改变这个方针，而“脱欧入亚”，那么它与西方伙伴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比如说，冷战结束之后，促进民主与人权已经上升为西方的优先政策。虽然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而不是信仰，但是日本多多少少赞同这个政策。当西方现实地在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应用这些新政策（比如阿尔及利亚）、并对不具重要性的国家则不采取现实政策时，日本与西方之间地缘利益的差异就表面化了。日本人清醒地意识到建立在促进人权基础之上的政策只会导致几个亚洲国家质问日本二战时的罪恶记录。因此，日本在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利益与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之间力图平衡，由此陷入了魔鬼与深深的蓝色海洋之间的困境。第四，为了反思并改革其与三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必须面对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就有意忽视的历史幽灵。为了重新构建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日本必须能够平等地看待他们，并承认对他们历史上的痛苦一页负责。没有这样的认可，就很难设想信任的纽带任何能够建立。迄今为止，日本人总是小心慎重地表示“遗憾”和“后悔”，但与德国人不同，他们还没有向受害国人民直接表达过道歉。只要裕仁天皇还在世，许多日本人在讨论战争问题时就感到压抑，这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让裕仁感到不安。为了在朝鲜战争期间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国决定忽略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残暴罪行，这就强化了在战争问题上的沉默，并加剧了回避痛苦话题的自然趋势。许多日本人感到这样的沉默应该继续下去，因为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罪恶行经与西方殖民者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差别，南京大屠杀与英国人在印度阿姆利则屠杀抗议者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质问，在西方人不反思殖民罪恶的情况下，为什么日本就应该这样做？但是，日本赢得其邻国信任的能力与其承认历史事实的能力是密切相连的。许多日本人在任何关于二战的讨论中都看到了抹黑日本的共谋。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日本成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日本像孟加拉国一样落后，那么就很少有人有讨论其历史的兴趣。但是，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日本的邻国需要重新确证这个新的强国表现良好。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第五，要制定一个新的方针，日本必须面对内置的文化和政治缺陷。日本人已经建构了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也是一个种族中心和排外的社会。无论他或她在行为方式上多么像一个“日本人”，一个外来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希望以平等的身份被接纳。日本人不能或不愿意吸收成千上万定居日本几十年的朝鲜人就是这个社会排外的有力说明。正如南非所体现的那样，种族排外是不会孕育出亲善友好的。这些文化障碍与软弱、分裂和丑闻缠身的日本政治领导阶层相互混杂。首相的频繁更迭、软弱者提名为高级政府官员以及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等与这个国家的惯性相互混合。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会议上的行为说明了这个问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代表团有两个团长，一个来自大藏省，另一个来自外务省。包括多重机构的国际代表团是常有的事，但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对外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则是稀罕事。其结果是，日本的政策总是陷入僵局，发出的信号也总是混乱不堪、令人困惑。新的地区体系虽然具有五大日本可能继续漂泊的原因，但是在其对外政策中，设计一个大胆的新方针同样存在强大的压力。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LDP）和国会过多新委员会的建立显示了日本人思索的新的活跃气氛。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巨人”却是一个“政治侏儒”的地位不再可行了。日本经济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总和，其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所有亚洲国家总和的70%（如果不计算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在其邻国面前享有如此的地位。只有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相比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相对而言，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却要远比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小得多。为了理解日本在东亚的这种反常的地位，就想像一下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要比巴西或安第斯条约国家小。与中国或东盟相比，这就是日本在东亚的现实地位。这种状况是难以容忍的。日本的问题是它必须从零开始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历史无可借助。该地区仅有的传统的前殖民政治体系停留在“中华帝国”的概念上，东亚和东南亚要向北京进贡。日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地区制度。只要还是虚弱，中国也不能如此。要塑造一个新的地区体系，日本发现它必须建立至少五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重申日本的无核国地位。可能日本领导人私下认为具有核武器的日本依然得不到信任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懂得日本获取核武器的决定将会动摇其二战以来得到的所有好处：日本将发现不仅孤立于三个邻国，而且会孤立于西方世界。这无异于一场战略噩梦。坚决地而不是勉强地重申无核政策可以强化其邻邦相信日本的意图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继续拒绝应该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软弱。这是因为这样就缓解了邻国对日本的疑惧感。新体系的第二个支柱是日美关系的重构。本质上看，日本不得不自问：是否允许日美关系按照现在的发展轨迹漂泊下去很自然将产生两国之间更坚强和密切的纽带，或者，是否继续现在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日本人民不断感到受到美国人的欺负，而美国人民则将日本看作是以美国为代价的一个日渐富有的“搭便车者”，这无疑将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在集中精力，增进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本充当美国对外政策的银行家，日本的对外政策接受美国的否决权，通过支付一半的费用以帮助五角大楼在日本驻军。日本人私下里通常将美国人比喻为暴躁的公牛，这头公牛需要不时加以安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改变日美关系的愿望，因此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想弄清楚：为什么危险变化了？日本人必须意识到美国社会深刻的民主本质。美国政府保护日本的承诺只有在美国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事实。日本经不起重复1975年南越将军所犯的错误，当时这些越南人没有关注美国的大众舆论而接受了华盛顿表面上保卫西贡的承诺。今天的日本必须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确信，日美安全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日本不是一个“搭便车者”；日本的无核化战略符合美国、西方和东亚的利益。毕竟，如果美国舍弃了日美双边安全协定，美国的安全规划者将产生许多新的忧虑。如果日本诉诸核武器，与苏联不同，它可能在技术方面要比美国先进，美国因此将被迫制定一个防范核国家的防御计划。日本同样也会成为美国武器出口商面临的新竞争者，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必须平等地加以应对。美国要公开承认在以前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方面，日本往往充当了美国**的替罪羊。对于日本而言，它需要毫不含糊地说明一个强大的美国总体上符合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利益，它要和邻国一道制定经济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样明确的宣示及其随后的具体行动可能有助于缓解美国认为日本正在削弱美国经济的激烈情绪。在日本需要美国继续提供保护与渴望自主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产生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本质，在日美关系框架下，禁止一个经济巨人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核国家，对美关系可能就像法国或英国的对美关系一样；但由于这不是一个选项，因此美国允许日本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其他领域上，并放弃将日本视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卫星的现状。日本的新地区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奉行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睦邻政策。西欧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长远的敌意没有必要持续下去。在苏联威胁的共同压力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率先走在一起，现在这些国家通过彼此之间塑造的紧密内在网络而团结起来。日本可以与其邻国一起复制这样的网络。贸易和投资正在引导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日本就应该寻求鼓励更多的文化间理解。东南亚曾经被描绘为亚洲的巴尔干。该地区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接近巴尔干地区；这有可能形成同样复杂和悲惨的历史境遇。虽然存在这样障碍，但是东盟国家塑造出了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地区合作。如果日本采取大胆的行动，比如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向中国和韩国人民就历史问题表示真诚的道歉，东京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日本人在接受道歉的要求上存在巨大的心理困难，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在莫斯科就二战后野蛮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示道歉之前，日本人决不会相信俄国人，日本的邻国同样如此，要求以前的敌人东京表示道歉。第四个支柱是建立一些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在戈尔巴乔夫说出这个词语很久之前，欧洲就以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作为共同基础构建了一种欧洲本地的共同情感，因此欧洲能够避免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敌视。日本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力图在东亚获得同样的意识。只有搭乘同一条船的共同意识才会使东亚避免陷入痛苦且危险的冲突之中。也许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东亚社会在洛杉矶决定舍弃分歧、共同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对各自的祖国产生了影响。建立这样的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是日本人心理转换的又一困难。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将成功等同于西方的接纳。明显的是，为了赢得亚洲邻国的长远信赖，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巨人的信赖，日本必须证明尊重他们，并视其为亚洲国家同行。日本不得以硬要人家领情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的待遇他们有时在西方会遇到。比如说，如果日本具有不同的地缘利益，日本的援助政策就不应该是西方援助政策的简单延伸。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承认存在任何强人所难之处，但是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日本迄今几乎总是在屈服于美国或西方利益。比如，当马来西亚建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时，日本在考虑这样的组织是否有利于该地区之前就默许了美国的抵制。同样，柬埔寨和平协定签署之后，日本要求解除对越南的投资禁令。并停止亚洲开发银行向越南贷款的限制。但是，它最终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在向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美国向来是毫不迟疑地行使其作为保护者的权力。但是，华盛顿应该有许多更明智的顾问。美国应该终止其要求日本的政策主要保护捍卫美国利益的做法；从长远看，这是有益的。美国抵制亚太地区形成多边机制明确说明了美国政策是短视的。随着东亚社会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爆炸式增长，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使相互联系得到润滑的强有力多边机制，并为解决东亚国家间的共同问题提供行动的平台。任何关于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严肃思考都会引起美国和西方总体上的忧虑不安，他们尤其担心出现另一个排他性种族集团。这反映了西方对亚洲内的巨大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无知。就像欧洲本地的共同意识一样，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主要功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减少或消解种族认同，而不是强化种族认同。最后，第五个支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公民。日本努力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反映了它的这种渴求。但是，它寻求得到该席位的方法是“车在前，马在后”的经典案例。如果没有现成的处理国际冲突的轨道，日本在安理会干什么？如果日本表明，就像美国在中东一样，在解决国际冲突上能够发挥领导作用，那么日本追求常务理事国席位的态势就能得到明显的改观。例如，思考一下日本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上的作为吧。虽然良好的和平协定已经签署了，但是随着美国发现很难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的份额，其实施却由于缺乏资金而步履蹒跚。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日本会在一番犹豫之后，等待并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然后采取提供财政援助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应该积极主动一些，宣布填补柬埔寨和平行动所需要的任何财政缺口，并在满足柬埔寨经济重建的需求上起带头作用。日本应该声明：它将确保柬埔寨人民的长久噩梦不可更改地结束了，由此履行其地区和普遍人性的责任。整个行动花费了日本10亿或20亿美元，这只是其海湾战争后所支付费用的一个零头，但是日本在亚洲、西方、尤其在美国赢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这样的行动将会极大地改变日本人只是没有道德目的地算计的大众观念。这就是日本必须采取的那种大胆的跨越行动。当然，大胆的步骤自从二战以来一直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小心翼翼则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征。但是，一种新的跨太平洋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幸运的是，危险和机遇都是明显的。或许东亚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增长。增长开始于日本，并扩散到整个地区。但所有东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即便现在，如果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那么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冲击。因此，日本在该地区塑造一个新的地区政治体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为了取得成功，日本不仅要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且还要符合三大邻国的利益、整个东亚地区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利益。未来将会严格检验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想像力和外交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