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环境比较：欧洲与东亚

通常情况下东亚舞台上的表演不会打动欧洲的思想家，他们只把战略眼光投到古老的战略对手以及军备竞赛上面。如前所述，传统观念告诉我们东亚所处的战略环境比不上欧洲那样优越。通过观察“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上所起的作用，布赞和西格尔再一次强调了上述传统观点。他们说：“国际社会对政体制度有着特殊的观念。在国际社会中有着一整套的政治体制，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这些机构的存在保证了各个国家能够进行有秩序的交流，能够建立磋商与合作机制，能够协调彼此关系，能够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在推动国际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亚洲虽然也包含几个工业化国家，但它的整体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甚至比不过非洲和中东地区。这一点是它的显著特点。”然而，以上那些传统智慧却并不能解释一个基本事实：亚洲很少听到战争的枪响，欧洲大陆却被纷争包围。战火从阿尔及利亚蔓延到整个北非，然后烧到正在进行邪恶战争的波斯尼亚，最后在北方的高加索山脉达到**。地区冲突不断的格鲁吉亚、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像一只只随时可以爆炸的火药桶。尽管整个亚太地区有着比欧洲更庞大的人口数目，但每天在欧洲版图内死于战乱的人数却更多。许多学者在比较东亚和欧洲的时候，总是强调一些高度发达的地区性组织，比如北约（NATO），欧盟（EU），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这些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为欧洲提供了的竞争优势，其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还曾经被视为亚太地区发展的榜样。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53个成员国中，以下各国都陷入了内部或外部的冲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更不用说危机四伏的马其顿和科索沃了。亚洲的和平安宁和欧洲的战火纷飞并非偶然的现象，其中原因在于，欧洲处理周边环境问题所用的手段从战略上看是无条理的，而亚洲在这一点上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措施。欧洲采用的策略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缺陷。首先，欧洲人相信只要尽力保证欧洲内部的统一性就可以维持安全局面，哪怕外围的地区处于分裂的状态也无妨。欧洲试图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来强化全欧一体观念，以及通过把更多“相似”的国家招进欧盟来扩大统一范围的做法，在一个亚洲观察家看来，无异于一位正在起居室里摆放家具的家庭主妇，她并没有意识到，屋子外面有一股洪水正随着涨潮席卷而来。令人不解的是，欧洲正在努力建起一道隔绝四邻的围墙，企图把那些外来邻居们排斥在自己的繁荣发展之外。与此相反，亚洲的战略推动力却要把每个社会都吸引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中来。这个过程从缅甸和越南开始，最终将会发展到朝鲜。欧洲不可避免地要和邻近的三大势力打交道：俄国，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这三个地区动荡的局势迟早会渗透进入欧洲社会。如果说欧洲对俄国的政策还算勉强成功的话（许多问题还有待长期考验），那么它对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可以说从根本上失败了。欧洲曾允许那些在社会文化方面更具相似性的国家赶在土耳其之前进入欧盟，这种做法从长远眼光来看是一次战略失误。因为这等于给出了一个信号：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是断裂的，不管一个国家多么非宗教化，多么现代化，多么“欧洲化”，只要它属于伊斯兰世界，就不被允许进入“欧洲之家”。欧洲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向世界证明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可以跨越文明，成为和欧洲各国相似的现代国家的机会。欧洲同时失去了另一次宝贵的机会，一次向世界证明它可以跨越自身的文明界限，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亚洲成功地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这些组织都包含了多元文明。当面临波斯尼亚种族灭绝的危机的时候，欧洲表现出了令人失望的被动，这种被动加剧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排斥力。伊斯兰世界（以及任何其他地区）都相信，如果居住在萨拉热窝或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基督徒遭到穆斯林炮弹的持续轰炸，那么欧洲决不会被动地坐视不管。欧洲一方面声讨缅甸倒退的民主，另一方面又对阿尔及利亚同样倒退的民主加以认可。愤世嫉俗的欧洲人对这类双重标准只是表现出轻微的蔑视，殊不知他们将会对这种疏远伊斯兰世界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毕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是一支与欧洲长期共存的力量。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的道德领导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每当危机关头，人民总会被引向正义的一方，并能提供强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欧洲领导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德国总理科尔在本年度声称：“在北非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欧洲主要的威胁。”同时法国首相巴拉迪尔也把在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革命看作是本国的头号威胁。欧洲策略中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一个假定，即：世界上除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近邻，都将信奉他们的社会思想——历史的自然进程必将把所有的国家引上通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欧洲人看到俄国总统戈尔巴乔夫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这个假定被事实证明了。后来苏联解体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欧洲人欢呼“历史的终结”，他们认为只要在全球普遍应用西方的观念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这种欧洲观念至上的深刻信仰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弱点，它使欧洲变得盲目。每一个社会和文明都有它自身的有效性，欧洲甚至连这样最简单的道理都无法接受。《经济学家》上一篇题为“伊斯兰和西方”的文章证明了这种盲目性。文章假设伊斯兰社会按照欧洲的道路发展，只字不提西方可以向伊斯兰社会中学到东西。然后，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和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两个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位于亚太地区。在这一地区，他们没有沿袭西方模式。那种西方观念普遍化的信念必然妨碍人们接受多样化的原则，同时也会阻碍一个地区各种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亚太地区已经习惯了这种多样化的状态，但是欧洲还没有。欧洲策略中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它为致力于把生活标准“锁定”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上，甚至不惜通过设置新的自由贸易壁垒和忍受高额的补贴来实现。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可以大胆地超越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障碍，和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其实美国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美国不向墨西哥出口一些廉价的工作机会，那么后者将不会也不能停止向美国输送国内过剩的劳动力；现在的状况是，作为报答，美国还可以从墨西哥赢得一些高价的工作机会（通过一项双赢的协议）。对欧洲来说，为了解决长期无法避免的非法移民问题，一个永久的措施是对外输出一些廉价的工作机会（同时赢得高价的工作机会），这需要首先和北非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欧洲促进（而不是阻碍）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那么这项措施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它能够把欧洲和它的邻国卷入由亚太地区掀起的繁荣浪潮之中。但是为了使欧洲的邻国发挥它们的天然比较优势，欧洲应该废除它的农业补贴制度。令人吃惊的是，一个能解决欧洲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又如此简单明了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可能实现的。1990年，欧洲和非洲人口的比例是498对642（百万）。根据美国媒体详细调查做出的预测，这一比例到2050年将升至486对2270（百万）——这个数字接近当前南非国内白人与黑人的比例了。在未来几十年里，欧洲将被来自周边国家的广大贫穷人民所包围，而且这支贫穷大军将会不断壮大。除非这些人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也能感受到欧洲的繁荣气息，否则的话他们将毫无选择的涌进所谓的“欧洲家园”。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非洲将成为欧洲的一大难题。威廉·普法夫（WilliamPfaff）最近问道：“谁造成了非洲的巨大灾难？”答案是：“19世纪的欧洲列强出于利弊参半的复杂动机，把非洲变为它们的殖民地，从而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政治体制，摧毁了既有的制度和法律。”他接着又问：“哪个地区在拯救非洲问题上有最急迫的物质利益？”答案是：“欧洲。这不仅仅因为欧洲是非洲矿产和农作物的主要消费地，更重要的是，非洲成千上万濒临绝望的人民正在走出非洲，去寻找一个有秩序、有工作、有安全保障、有发展机会的地方。那些国家对于前往欧洲的移民几乎毫无限制，这股大军已经导致欧洲出现众多的社会问题，面临政治紧张的状态。”以上几个存在于欧洲策略中的缺陷表明，一股相似的推动力已经从欧洲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把它称为“大西洋动力”。它的特点是：以谋求大陆联合为目的，而并非着眼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优先输出政治发展而不是经济繁荣；同时忽略了各国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为自由贸易制造壁垒，只是为了维护根本难以为继的“福利国家政策”。世界上其他地区虽然都从欧洲的创造性和活力中受益非浅，但是如果欧洲坚持推行这种“大西洋动力”的话，那么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会遭受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