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老虎”之死

不管一名士兵为了作战已经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准备，他在心理上都难以接受看到惨烈死亡的场面。尽管克里已经听说许多人在越南死去，包括潘兴和其他在波士顿、新港和圣迭戈认识的人们，在1968年12月29日以前他还没有当场看到己方一个人的死亡过程。那天，他的下属斯蒂芬?戈登被一个弹片伤了胳膊，要到美国第三野战医院接受治疗。他陪同戈登到达这所医院后，顺便帮助处理了一些严重受伤的南越士兵。克里在他的战斗日记中提到其中一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觉得帐篷里没人知道。他完全**着，瘦骨嶙峋的躯体躺在褐色塑料包裹的手术台上。穿着绿军装的人进进出出，一盏怪异的荧光灯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胸脯没有规律地无力地上下起伏着。我的目光在手术台和上方巨大的空调管口间游移，我突然觉得它成为紧急处理室里最显眼的装饰。“这时，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走进来，准备好一个血袋以便输血时用。他要用一个测量血压那样的泵，把血浆挤入一个塑料管，然后输给这个快要死的人。有时这个越南人的脚趾抽动一下，他的手想移到头上去摸什么，他的动作非常僵硬，很不协调。“我听说他是一名“老虎”侦察兵，那是南越部队里的精英组织之一，隶属于第九步兵司令部。他们的任务是小规模渗入犬牙交错的军事前沿，为大部队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正因为他们需要深入密林丛中，所以常常遭到伏击。有人轻声告诉我他掉进了一个傻瓜陷阱，还有人说他受到枪击。我可以看到他的脖子在流血。他的头向后弓着，眼睛半开半闭，像在寻找什么。周围没有什么东西，我想此刻他是完全孤独的，没人一直在他身边，没人与他交谈因为他不会说英语，而我们不会说越南话。从他身上我已看不出任何昔日的风采，我一直在想原来老虎也承受不了越南丛林里无尽危险的打击。“他的左手上缠着的白色纱布已经被完全染红了，在绿色军用担架下面他流出的血已经聚成一滩。他身上到处都在出血，即使是两条腿上绑着的透明塑料夹板也像原本就是红色的。我的胃开始痉挛，全身大汗淋漓，不得不坐在地板上，因为我觉着自己快支撑不住了。“突然，他的右臂伸出来，直指向大门，喉咙中拼命地咕哝着。一个医生迅速上前测量他的脉搏和血压。他的脚趾从塑料夹板中使劲伸出来，上面的血迹已经干在趾甲上，像镜子一样闪光。他想抬起头看，可能想说什么，可能是最后一次与痛苦抗争，然后他就安静下来。他的右手依然伸着，慢慢落到他的胸脯上。他的另一只手缓缓垂到担架的一边。他就这样死去，没有一句话，没有痛苦的呻吟。“这看起来很荒谬——一个人孤独地死在自己的国家。我想哭但我明白不能让自己那样，于是眼泪只是在眼眶里打转。现在，我想自己当时为何没有无所顾忌地哭出来，我感到很抱歉。他的尸体随后就被抬出了房间，一个护士进来用一块大纱布去擦手术台上已经变黑的血块。当蓬松的白色纱布变成浸透了红色的海绵时，她把它扔进旁边的一个废物箱，收拾好手术台以迎接下一个伤号的到来。”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周围又恢复了平静。克里看到周围又涌来大量的伤者。他们排起的长龙让他想起自己和战友在基地排队等待体检时的情景，但是与那些身上连个疤都没有的新兵不同，这支队伍里的人头上、腿上、胳膊上、胸部或肚子上都缠着渗透血迹的绷带。在门诊的入口处，扔着很多沾满泥浆的皮靴和军服，有些混杂着暗红色的血迹。就在几分钟前，穿着这些皮靴和军服的人还在附近的道路或者田野里围捕越共，现在它们的主人却等在简陋的诊所外面，以便让别人为他们从肌肉和内脏中取出弹头或弹片。几个小时后，“老虎”侦察兵的尸体又被抬出来，他们把它塞进一个深绿色的塑料尸体袋，然后扔到车上运往太平间，最后将被埋在他为之战斗过的河岸边。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与出生时自己的哭声和众人的欢笑不同的是，他匆匆地、孤独地、悄无声息地离去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父母妻儿，或许会接到一纸通知，或许会一无所知，多少年后他的身体会化作沃土，滋养着附近的植物，他的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但是那个周身为血色覆盖、生命的最后关头试图攫取什么却又无奈放弃的人的形象，会始终在克里眼前晃动。他到底想要什么？要他的家人、他的战友，要向别人倾诉他的痛苦，或者只是希望弄清自己为何而亡？是的，以他的年纪，本来应该在田间劳作，或者在工厂里制造有用的商品，可是他就这样不知为了什么而早早死去了，而且是死于不知名的同胞之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他非要那么悲惨地死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