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惨痛猎杀

克里在这一地区服役的时间越长，他的战斗日记上越是能够反映出对自己顶头上司的不信任，而且他对于美国人的生命比越南人值钱得多这种默许的假定也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尽管他在快艇部队里从未见到过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顽固、仇视和残忍，但他可以从军队上层察觉到那种冷漠的态度，这使他很烦恼。更糟的是，这看起来已经从上面一滴滴渗透下来，被那些刚刚入伍又想尽快得到提升的新兵吸收。他在战斗日记中写道：“普遍的观点是东亚人没有多少人格可言，他们是些无知的家伙，不过是没有感觉和没有希望的农民。我不相信大部分军官也都这么认为，这让我去思考新兵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假装如此，以便让他们更加沙文主义的同伴看得顺眼。”克里很幸运，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是那样的人。他在每条船上都指挥5个人，他们除了和自己的耶鲁艇长在成长环境以及家族背景上有差别外，在信仰、年龄（19—27岁）、所受教育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没有多少不同。“在一条河上操纵着装满子弹的机枪，用来射杀那些从未伤害过你的人们，而且还是在你侵入的他们的国土上。我想我的朋友们听到这些都会感到荒谬。”克里写道，“我一直在想杀戮和仇恨是必须的，毕竟我们是在战争中，但是我当然并不恨这些人。事实上，目光扫过河岸、发现移动目标就射击的行为使我觉得自己就像世界上最大的笨驴。”克里在1968年12月给父母的信中也谈到类似的感觉。在描述了美国士兵和他们的越南女友在洒满阳光的下午在大街上漫步的情景后，他分析了在被战争破坏了的地方征服者和解放者的关键性区别：“我问自己被外**队占领会是什么样子——不得不对占领军低头，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当地非常重视的一些事情。”他想起“二战”期间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就接着说：“我感到我不喜欢的一种想法萦绕在自己脑海中——我感到自己更像德国人，而不是为确保世界安全而捍卫民主的美国大兵。”克里不断把自己的感触写在战斗日记中：“如果你的人或者你自己被击中，你可能会感到这难以想象。每一件事都要有值得去那么做的意义，即使必须做些不情愿的事情也应该只有在不得不为时才做，但在越南的战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它经不起检验。当一位好朋友被击中或者死去，你就会问他的死是否值得，更不用说其他人或者你自己经历同样遭遇。”“在越南，一个人可以很轻易地杀死另一个人，生命原本对人人都很宝贵，但是在一些人身上似乎显得更加宝贵，因为他们有能力决定别人的生死，这经常使我感到惊愕。更使我吃惊的是这与美**方冷漠无情的宣传是一致的。”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克里提到了自己在见到上层人物时得到的信息。士兵只要杀死一些据称是越共的人上级就会很高兴，用这是一次“好的猎杀”的辞藻来表达他们的赞赏和满足。“好的猎杀？——你应该在想我们是否在追击一条鹿或者其他什么野生动物，但在这里我们被人轻拍后背，并且得到鼓励，希望我们下一次乘船巡逻时能够找到并杀死更多的人。战争中生命会变得如此廉价！”直接导致克里产生这种想法的是一次痛心的事故，他以前从未公开谈论过此事：他的下属开枪射杀了一个大约12岁的男孩。多年的经历已使美国大兵认识到，越共不容易被吓倒，也不容易被辨别出来。在越南到处都是战场，有时敌人是一个赤着脚的孩子，书包里背着炸弹；有时是一个年轻姑娘，草帽中藏着武器。于是对快艇艇员来说，最重要的原则就成了“安全比遗憾更重要”。他们觉得每一个亚洲人看起来都像一个潜在的狙击手，如果岸边红树林中传出声音，用机枪火力向里面狂扫一番注定要比凑到近前看个究竟更聪明。即使这么做可能会杀死一个平民，那也比让自己成为受害者要好。克里在越南经历的一次最可怕事情发生在冬日将尽的一天，他指挥的94号快艇和另一艘快艇一起巡逻在西南三角区的古郎河里。夜里漆黑一片，快艇的甲板探照灯四面照着，搜寻着可疑目标。时间静静地过去，他们并未发现什么，直到有人叫喊说船头左舷附近有一条舢板。“每个人都紧张起来，我们迅速降低发动机的转速，准备迎敌。但舢板已经从身边驶过并且还没有停下。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不允许任何船只在河里航行。我命令后坐枪手进行警告性射击，但混乱中所有的枪都开火了，空气中回荡着哒哒哒的枪声，有女人在失声尖叫。”克里掉转探照灯并大叫道：“停止射击，停止射击！”等枪声平静下来后快艇开到舢板附近，在灯光下它正在缓缓下沉。从技术上说，这两艘快艇没有做错什么。在自由开火区里，过了宵禁时间，出现一条舢板，没有别的选择。而且以前有好几例舢板试图靠近美国船只把炸弹扔进轮舵室的事情发生。但是按规章办事并未使船员更容易接受接下来他们看到的事情。“灯光下一名妇女站在舢板船尾，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克里在日记上写道。“她们两人都没有受到明显伤害。我们问她船尾的男人哪里去了，因为一个枪手确信他已经看到有人从那里跑开。她笨拙而焦急地做着手势，我看到发动机架子上有血迹，显然有人被打落到舷外去了。接着有人说船头有一个人，我们凑近了去看，一个孩子四肢瘫软趴在米袋上，那个女人已经把他的躯体盖上了。一名士兵问我是否要把它揭开，我说不必，因为我知道这张脸将会伴随着我的余生，所以最好别去知道他是否在做着鬼脸或者脸上带着微笑，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几乎所有在越南服役的美国人都目睹或听说过无辜平民被杀的事情。平民的死伤会折磨许多老兵的良心，这也包括克里。修正这种错误是不可能的，“孩子还是死了，”克里记下了这个事故，“是我们干的。”他的艇员救下了那位母亲，把她带到海军舰艇上问讯，把死去的孩子丢在那里。因为那一地区十分危险，枪声或许已经引来越共的注意。克里始终没有机会去检查那个女人是否在沉船上隐藏了什么武器，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艇员是否曾经面临真正的威胁。“这就是那些可怕事情中的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死去的情景。”克里说，“但在当时任何人都无法为此做些什么，在那种情况下只能如此。”“这使我很愤怒，”克里说，“但是你知道，越共使用妇女和孩子为其服务。谁知道在米袋下面他们是否藏了一颗炸弹。如果我们行驶到他们旁边，他们可能会把炸弹扔到船上来。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或许错了或者犯了罪。那一地区没有任何人不知道晚上不要外出，不要在河里划着舢板，因为有宵禁。”这段插曲的细节模糊不清，因为克里的手下都不记得克里当时的做法。最接近的回忆来自于威廉?扎拉多尼斯，他清楚地记得杀死了一名15岁的孩子（他认为是15岁），但不记得一位母亲被救起。“我自己除掉了一名15岁的孩子，在自由开火区这是合法的。我们让他们停下来，当我们朝船头射击时，人们从船上跳入水中。那时我的指挥官，不管他是谁，告诉我朝他们射击，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船上依然有一个孩子，只有15岁，但是在那里，15岁的孩子就是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