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零一章 猛将兄跟了我吧
更神奇的发现是，劝进汉中王的11人大名单里居然没有安汉将军糜竺，糜竺代表着徐州帮，且他的排名一直紧随诸葛之后，“益州既平，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见《糜竺传》。
另外还有一个元老也没有出现在这个11人大名单中，即在刘备被陶谦表为豫州刺史时加入集团的豫州人刘琰（豫州名士陈群将刘备始乱终弃），此人在诸葛时代成为车骑将军，高挂县侯爵位。
因此可见，糜竺和刘琰的弱化，在诸葛的眼中代表着豫州帮和徐州帮必须排在涿郡帮和南阳帮之后。
再则，刘封和南阳系武将都是谨小慎微的诸葛心中的噩梦。刘表时代，南阳帮甘宁的表演让大家目瞪口呆；魏延在进军成都的路上表现怎么样，史料不明，但霸气外露是肯定的。
锋芒毕露的小字辈刘封敢欺负大气侧露的东州帮武将孟达（魏文帝善孟达之姿才容观《刘封传》），尽管刘封还不是南阳帮的。
诸葛出山以后，蜀汉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就逐渐体现出来了。魏延的耿直，刘封的刚猛尤为诸葛所不喜。
因此诸葛觉得很有必要先打压南阳帮武将们的上升势头，诸葛遂建议刘备先行抑制南阳帮武将黄忠，但说出来的话却走调了，一向喜欢豪爽武人的刘备不以为然。
或许陈寿也觉得诸葛此举不爽，遂决定将赵云提升，与四大上将五人并传，成为演义中五虎上将的理论来源。
回说黄忠见义勇为，帮助李陵打发走此方一霸方圃之后，李陵与黄忠相谈甚欢，这时他已经猜到十有八九是黄忠给儿子治病到处求医才来到长沙，但他为了引出此时，明知故问黄忠。
黄忠一听这话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
“不瞒公子，犬子得了重症，咳嗽连连，有时连血都咳了出来，黄某这才在荆州四处求医，只是寻遍了名医，皆曰：此症无法治。可黄某半生就这一子，为了他，家里已经快徒见四壁了。”
李陵一听，暗道果然如此，同时心下也因此已经有了收服黄忠的计策。
“哦？我给你引见一人，医术之高，世所罕见，令郎之病治愈有望。”李陵如此说道。
黄忠一听大喜，并且非常上道地忙弯腰作揖打拱道：
“如若能治好小儿之病，黄忠这一身倒有几分蛮力，倒可卖于公子家，奉公子为主！”
李陵一听，脸上都笑出了玫瑰花，谦虚道：“不急不急，先治好令郎为要。”
李陵向黄忠要介绍的这位名医，确实名不虚传而且更是流传千古。东汉末年有三位名医大家，他便是其一。
东汉末年，人才辈出，如果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能拍死一大片谋士、武将，这且不说，在医学领域里，也诞生的三位杰出医学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史称“建安三神医”。
第一，首推医仙董奉:
“桃花漫说武陵源，误杀刘郎不得仙。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
董奉，又名董平，字君异，侯官县董墘村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龙田村人，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轻时，也当过几天弼马温类的小吏，小官最难做，老百姓和上级都把你当狗看，董奉受不了，就辞官归隐了，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
董奉曾经救过交州太守士燮的命，“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
董奉因为用医术使停尸三天的士燮起死回生，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从而获得了“医仙”的称号。
士燮留董奉在他府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士燮阴谋反叛朝廷，无意中被董奉得知，因为担心董奉泄漏其密谋，便欲杀人灭口，董奉用道家气功佐以中药装死，骗过士燮后逃走。
也有说法是董奉为了婉拒士燮的挽留而装死，士燮将他安葬。后来士燮听说江湖上有个医仙董奉，便挖坟掘墓，发现棺材里不见了董奉的尸体。
董奉又被誉为“杏林始祖”，晚年到豫章今江西庐山下隐居，继续行医，据《神仙传》卷十记载：
“君异居山为人治病不取钱，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董奉看病不收钱，小病看好了，病人或家属到山上董奉承包的地里种一棵杏树就行了，重病看好了，种五棵。
于是十年种了十万多棵，那得治好多少的病人！据说杏子成熟时，董奉让人拿粮食来换取自助采摘的杏子，然后再把粮食施舍给没饭吃的人。
根据董奉的传说，后世医生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以“杏林春暖”、“杏林高手”、“誉满杏林”等来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良医术，以“杏林之家”来形容医学世家。
《真仙通鉴》载：“奉在人间百年，其颜色常如三十许人。”可见他掌握了道家养生的技巧，获尽天年。
第二便是医圣张仲景：“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高官）。
官不小，事务也繁杂，但是他喜欢治病救人，一天不看病人手就痒痒。张仲景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这两天不管理公务了，让有病的老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望闻问切，仔细为群众诊治。
长沙太守的衙门大堂就这样成了医馆！当官的在衙门里看病，张仲景大概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一些市镇很快就变成了空城，其中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约占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