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才子多娇纵”(3)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淫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淫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