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流行人来疯(1)

一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惟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这么一天，该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飙升，斗士被辱骂，汉奸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９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如果将郁达夫的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奸，出许多汉奸的民族，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奸，还要加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间，郭沫若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推崇李白，百般誉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Ａ＋，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Ｂ－的勇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愤世嫉俗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看，妄加雌黄品藻，本不识物，乱订真伪，令人气短”了。我的写作间，约三个平方大小，很奢侈地拥有一扇朝西的窗子，可以感受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这对我垂暮的年龄来说，倒也十分吻合。窗对面为另栋楼高耸的山墙，其间为一不通行的夹道，每当学校放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这里玩耍。玩累了就坐下来叽叽喳喳，时常听他们夸耀自己的家长，“我妈是处长！”“我爸是局长！”“我哥是团长！”“我姐是空中小姐！”到底谁高谁低，小孩子们经常争得不可开交。偶尔，我也推开窗，参加他们的讨论。说实在的，局长和处长，或许能比，而解放军的一位团级干部，与一位飞洛杉矶的空姐，我也说不上来谁大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