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流行人来疯(3)

即使封为作家之王，作家之帝，又如何，能改变他们原来说不定是草包的实质嘛？墙上芦苇，山间竹笋，**早就嘲笑过的，但笑者自笑，捞者照捞，他们偏要顶这尊桂冠，赢这份虚名。有时也不禁替他们设想，深夜扪心，会不生出“所为何来”的感叹吗？但这等人，永远感觉良好，或者永远感觉麻木，用热水烫烫那肿胀的脚后跟，第二天继续追名逐利，绝不嫌累的。由此也可资证尹嘉铨为名所诱，为名所驱，竟敢做出令乾隆爷都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奇怪了。公元１７８１年４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人来疯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他这个侍候过乾隆的大臣，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匹快马，奉圣旨，传召老臣尹嘉铨入觐。他后来才明白，保定府、直隶省的现任官员，才不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去一份圣眷皇恩呢。这也是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希望皇帝的眼睛只看到他一个人的自私心理。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人来疯，是一种容易成瘾的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作家也上了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在报屁股上，男女文人与歌星、影星挤在一起，频频出镜，常常亮相，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角，就是因为瘾在驱动着。有的作家，天下何人不识君，已经相当知名了，还嫌不足，还要与党羽们，三日一新闻，五日一消息地炒作。因为，人来疯成瘾之后，最怕偃旗息鼓，最怕鸦雀无声。如果说，作家怕传媒冷淡，那么乾隆爷到了离博野几十公里的保定，竟不召见尹嘉铨，他为之痛苦欲绝，再正常不过了。博野在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开桑塔纳，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或马车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人来疯不了。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泡杯新茶，与夫人、小妾调**，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可他做不到，瘾烧得他坐立不安。那就去罢，步行到保定，朝发也就夕至了呀！但道学先生，自然难免知识分子那种又自尊，又自卑，既想吃，又怕烫，进一步，退两步，前怕狼，后怕虎的两面性。去罢，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罢，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黄瓜，基本上的无名之辈了，这绝对是他受不了的。名，是原动力，人来疯，是外在形态。名，不得，人来疯，不成，尹嘉铨那把老骨头，一夜在炕上折饼。医生说，多动症者具有很大的冲动性，通常事前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根本想也不想的。尹嘉铨终于灵机一动，想出了为他老爹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谥，二是从祀，皇上恩准下来，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他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呈上这份两全其美的奏折。谁知好梦破灭，招致杀身之祸，押赴刑场，也就是如今的宣外菜市口，才后悔这一回的人来疯，玩得太过分了。成年人的人来疯，就不能像小孩子那样没头脑了，得看场合，看地点，看对象。有一次文学聚会，一位前辈对一位穿着无袖衫的女作家，作出关切的样子：“这屋里空调开得太大，你不会感到凉吗？”一面伸出老手，抚摸那只半老徐娘的丰腴臂膀，一面做出很心疼的样子：“哦，都冻得冰凉冰凉的了！”这显然不够庄重的举止，也只有他倚老卖老的人来疯做得出。不过，要是这一只胳臂，长在乾隆皇帝的哪位宠妃或者公主身上，这位前辈若也是１６世纪的一位文人，敢这样放肆么？借给他老人家胆子，也不会冒失行事的。“天子呼来不上船”，是李白的人来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是冯延巳的人来疯。这两位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他不可能安装一个锅，接受卫星电视，了解北京紫禁城的政治动向。而学问太大太多的人，也有其弊病，就是容易囿于己见，自成一尊，视他说为异端，拒绝接受外界新鲜事物，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狱之中，这就会非常的自以为是了。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犯禁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于是，将徐述夔及其子述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将其孙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