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奔向朝阳(3)

那是我从董事会退休的一封辞职信。我事先只与两位董事谈过，一次是几天前跟克雷谈过，另一次是几小时前跟麦克柯金戴尔谈过，我要求每个人都保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说服我，当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内，他/她的存在经常会成为一个妨碍手脚的不利因素。我并不想冒险妨碍我的后继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碍董事会。因此，本信是我作为加内特公司董事长的辞职信。接下来我转到接受我的辞职信的话题上，多名董事举手，有几位同时说话。我打断了所有人的讨论，表示了我的异议，之后很快就宣布活动结束，并休会。令人震惊，他们事后在我跟前说，有些还饱含热泪，我自己也是。本来不应该是惊喜的。16年来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着跨越，一位首席执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办法，就是到时候与公司一刀两断。大多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理论上都同意这个做法。但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输掉自己的客观性。别的公司有一位首席执行官很有头脑，我与他事先谈过自己的计划，他不仅同意，而且还鼓掌喜欢，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彼德·乌伯诺斯是大联盟棒球赛的专员，他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感谢《今日美国》为棒球所做的一切，还有为作为整体的体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每次超级杯赛的专员包厢里面的客人。他作为专员的退休日期正好与我作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样──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议，到时我们一起庆祝。大联盟棒球队每年春季都要在罗德戴尔堡开年会，当年会议开完之后，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来了一趟，专门提及此事，并谈到了未来的计划。1989年3月9日晚上，我们一起在可可阿海滩的芒果树餐馆吃晚饭，喝克里斯托尔香槟，我告诉他说，我不仅准备退出主席职位，而且还要退出加内特公司董事职务。他支持我的观点，说了这样一番话：“前任首席执行官留在董事会里根本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如果你在一些问题上与后继者不合，听起来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总是同意，听起来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装聋作哑，那你留在那里干什么？”阿门。拥抱与被拥抱者热爱自己的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退休的首席执行官，值得拿到合适的一大笔告别费用。这也需要当首席执行官的人仔细计划或者筹划。董事会常常会照顾到对首席执行官退休后的关照和爱护。问题在于，他们一般会给干得差的人大笔回报，而给干得好的回报反倒少些。在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狂潮中，金色降落伞往往成为内幕。一般来说，如果出现对公司控制权的变更，首席执行官或者高级主管往往会得到相当于年薪两到三倍的现金补偿。如果工作干得好，我支持对重要职位给予大笔回报。但是，对于成绩平平甚至干砸锅的人来说，付给大笔钱财就是没有道理了。金色降落伞是对失败而不是成功的鼓励。与争夺公司的鲨鱼搏斗过的首席执行官往往只会得到董事会送来的一脸微笑和表示感谢的字条。而那些被鲨鱼剥了皮的人反倒得到一份由合同保证的降落伞，价值数百万美元。例如：拉里·迪什接管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控制权以后，汤姆·怀曼被挤出来了，结果拿到430万美元的一次付清费用。如果卡尔·林德纳剥了我的皮而且接管了加内特公司，我一定会拿到多于400万美元的费用，那是我当时现金支付补偿费的3倍。我打败了那条鲨鱼，让他游走了，我接到的回报是一纸感谢信。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对公司高级主管补偿委员会的主席朱利安·古德曼和他的委员会说，这种做法行不通。我退休的时候就有机会让这些委员们实际来做一回我一直在鼓吹的事情。多年以来，我的工资、奖金和股票优先认购权一共有数百万美元，但那都是我挣来的。从来没有哪一位股东就我的待遇提出异议，因为加内特公司从亿美元的地区性公司发展到了30亿美元的全国性媒体领导者。我觉得自己的表现值得自己拿到很大一笔告别费，应该免费得到一大宗公司股票，那才叫一个大礼包。在加内特公司，赠股是由高级主管补偿委员会在每年年终进行的。1988年10月，该委员会准备在凤凰城开会，当时，离我计划的退休时间还有5个月。我给主席古德曼写了这么一个备忘录：您可能还记得，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位成功的首席执行官的告别费用，至少应该和一位失败的首席执行官的告别费用一样多。在我的情况下，失败意味着450万美元，这是我年薪的3倍。因为我在速算方面不是高手，因此觉得，如果我事先计算出现在赠送给我的股票在不同水平上价值多少（当时，加内特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为每股35美元），那一定会对我有所帮助。10万股……350万美元。13万股……455万美元。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