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1)

2000年冬，我入选《2000－2001年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队》，我知道自己够不上学者，而且从没动朝学者发展的念头。我天性是个懒人，不可能像教授那样头悬梁锥刺骨。连新华社摄影部也对我被尊为学者选派南极深感意外，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只该“炒”的病鸭子。同行的教授们都是国家栋梁：博士生导师、政府津贴享有者，个个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可我连做他们博士生的资格都没有。嫉妒之余，唯有说几句酸葡萄怪话，继续当我的新华社记者。我早就知道兢兢业业的治学方式不是我梦想中的美好生活，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我在大学宣誓加入**时就坚信《**宣言》中的美好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中宣部、海洋局、极地办、外交部、国家计委们挑选我入选“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的理由，他们把所有文件封在牛皮纸信封里，寄给了新华社。这种做法颇让我这只频频遭受枪击的野鸭子惶惶不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我又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让人惦记的。出发去南极的当天，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在首都机场和我签署了《重返巴格达》的出版合同，一版一印15万册，15%的版税，我为“炒熟鸭子”能为国家纳税自豪了好一阵子。我诚惶诚恐地告诉中央电视台两次采访我的倪萍大姐：“我一直把自己看成‘行者’而非‘学者’。这个‘行者’是行走的行，不是修行的行。”萍姐是仅次于我妈、我的责任编辑任幼强宠爱我的女性，看到我即将远走南极，母性十足的萍姐总免不了眼泪汪汪。幸亏有她们母鸡护雏般的袒护，我这只病鸭子才蹒跚着走到今天。我从小就喜欢心有旁骛地到处乱走，边走边看的劣习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因为老师总向我妈告状我上课不专心，为此我没少挨笤帚疙瘩。其实我并不是不专心，而是我已经听懂老师要讲的内容。这绝不是我吹牛，一直到现在，我一边在IBM笔记本上敲文章，一边另开一个窗口看《走出非洲》。我喜欢把和我同样结实的IBM用到极至，奔腾的心可以满足我的各项要求。整整40年前的1961年1月24日，岁在庚子腊月初八，我横空出世来到人间。由于天生胖大重近9斤，北京妇产科医院不得不刀剪相加才把我从娘胎里弄出来。我“亲娘”（无锡把奶奶叫亲娘）说那天晚上梦见观音胯下白马、怀抱婴儿，那婴儿就是我。一直到到现在，每逢吃腊八粥，我妈都唠唠叨叨劝我千万别信我“亲娘”的鬼话，说我千真万缺是妈肚子里生出来的。说到这儿我妈还撩开衣襟拍着肚子上的疤痕谆谆教导，“是骑河楼妇产医院把你从这个伤疤里夹出来的。”边说还眼泪汪汪地批评说无锡人把奶奶叫“亲娘”，会离间正常的母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