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集团的解体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起来反对越南战争。但他们的抗议还包括更多的含义。他们所根本反对的是父辈的政治，反对业已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一个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轻人开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主张本国的民主应该更有生气和更贴近基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1913-1992），迎合了这种气氛，并在执政声明中许诺更多的民主。这种觉醒的气氛，并未停止于铁幕的一边。1968年春，捷克出现了改革运动，也触及到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党首，宣布了新的目标：民主化和自由化。“一个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将诞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对这个“布拉格之春”充满了希望，期望在资本主义和**之间出现“第三条道路”。但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当权者却恰恰想制止这种状况出现；他们担心布拉格之春是个“自由细菌”，因为他们也相信多米诺理论。1968年8月20日，华沙条约国的部队开进捷克，结束了这场实验，再次安插了亲莫斯科的领导机构。但“自由细菌”却不顾坦克和铁丝网而继续蔓延。在这场运动中，德国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但这个政策的后果却是东西方人的接触不断加强；“自由细菌”得到了传播。同样，得到更多消费品的愿望，在东欧人们心中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对铁幕另一边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意。他们不想再等待早已许诺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了；他们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来，而是越快越好。聪明的**政治家认真对待这种呼声，并建议进行改革，以拯救这个体制。然而，当时还是那些“水泥脑袋”占主导地位，认为改革只是软弱的表现。直到1985年3月，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权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他坚信，**国家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前任们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压力下，重新开始了军备竞赛，吞噬了巨额的资金，使苏联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因而，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进行接触，以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他想把国内原本有限的资金，用于苏联的改革事业上。“变革”、“更新”、“公开”、“透明”等概念，当时传遍了全世界。但戈尔巴乔夫却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国家现代化和自由化，但却不想放弃**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快就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结果，**权力的垄断状况，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同样，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被允许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的道路。那里的一直被压制的反对派起来要求进行改革，首先是波兰的独立的团结工会。它是1980年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成立的。开始时就被禁止，在地下继续活动，到了1989年已经强大到可以抵制选举占统治地位的**的程度。波兰人在一个东方集团国家第一次选出了多数政府。紧接着匈牙利和捷克也跟随了波兰的榜样；东欧的**政权不得不逐渐让位给由人民民主选举出的政府。坚持反对改革时间最长和最顽固的就是东德的领导当局。“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任何牛和驴所不能阻挡的！”党和国家头目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年下台前夕还声明说。他不想看到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但事物的发展却是直到最后还没有觉醒的昂纳克所无法阻挡的。1989年秋，东德各个城市都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民主。昂纳克被他的同志解除了职务，1989年11月9日，新的领导当局屈服于人民的意愿：通往西柏林的边界通道开放。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他，并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却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1991年8月19日，在党和军队内甚至爆发了反改革的暴乱。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并在莫斯科周围集结了3500辆坦克。通过以俄罗斯总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果断行动，反叛力量遭到了失败。叶利钦成了最强有力的人物，成功地在俄罗斯禁止了**，并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共和国；就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宣告终结。戈尔巴乔夫试图制止苏联的解体，但没有成功，于是辞去了国家总统的职务。1991年12月31日，苏联正式停止了存在。取代它在世界上地位的，是前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新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