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追“机”生涯／李敬泽

李敬泽，男，１９６４年生于天津，１９８４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辑。１９９０年，《小说选刊》停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２０００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与人合著）、《通往故乡的道路》、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等。“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句话有层层叠叠的意思，其中一层是，如果你能准确地理解一只蝴蝶振翼或者一枚草叶摇曳，那么你就有可能洞悉未来之秘，顺应即将发生的某种巨大变化。——由至微看到至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所谓“洞烛机先”，“机”就是事物之变的轻微萌动，得了该“机”，就像选中了一只垃圾股，然后垃圾变成了黄金。所以，现在有个人，上观天、下观地，神色凝重，口中念念有辞，他在干嘛呢？我告诉你，他多半是正在追“机”。追到了“机”当然是大喜事，如同中了头彩。翻翻报纸杂志，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传奇的追“机”经验，由此改变了人生，他们通常还会鼓励你，“机”是到处都有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去追及是否追上。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双翅膀的振动，不管它是蝴蝶还是苍蝇，我们必须警觉，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变化的发生和发展。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我们如此紧张，我们会不会失眠呢？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捕捉和等待未来的变化，那么这一时、这一刻我们究竟算是过了还是没过？当我们为无休止地追“机”而焦虑时，这究竟是智慧还是痴愚？我家楼下的李大爷十几年来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摆摊修车——自行车，他的逻辑是：反正这北京城里不能人人开汽车不是？另外还有比较不厚道的话是，人啊，跑那么快干什么？到了儿看你能跑到哪儿去？说罢冷笑。该大爷属于那种不求上进的老同志，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社会就不能发展，时代就不能进步。但是，他那种坚如磐石的不变也常常让人惶恐：我真的就比他更聪明？如果老爷子是任凭风吹雨打的磐石，那么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只兔子，惊慌的兔子，时刻窥伺着风吹草动，我告诉自己我正在追“机”，但是在内心深处，在沉重的焦虑中，我是在时刻提防被“机”所追呀，在每一片草叶下，都可能隐藏着狐狸的眼睛和猎人的枪口。现在，兔子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报刊杂志忙于展望和规划，明年会有什么变化？变到哪儿？怎么变？这是一个节日，追“机”的节日，变化在这时被赋予了先在的、不证自明的价值，变化属于未来、塑造着未来，而未来是无限美好的就像下一个女人必然无限美好一样，我们将在变化中天天向上，进步不止。“变化”、“进步”、“未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灵，它高踞于某种世界观的中心。我说这是“某种”世界观，因为穿过宏大的言辞，你能揣测出发言者的基本形象，他是年轻的，他是成功的，他习惯于不断增加的薪酬、不断变异的服饰乃至不断更换的老婆和情人，他是“资产”、“中产”至少是“小资”……这很好，这说明我们是多么的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生机勃勃，我们就是早晨**点钟的太阳。但是，时间的自然节律是一半白天一半黑夜，而这种世界观却醒目地缺少另一半：不变的一半。我非常非常想知道的是，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生活中和世界上，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它在吗？它在哪儿？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种追求不变的冲动：他们知道，在千变万化中，时间总会将他们带往绝对的虚空，所以，先知和圣徒们创立宗教，伟大的君王驱迫千百万人修建金字塔和长城，他们不是要追上变化，他们是要在命定的变化中追求永恒。这种关于永恒的信念即使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也未曾丧失，的确，资本主义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语），但是如果没有与“烟消云散”斗争的激情，没有在虚无中对抗虚无的信念，两三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将无以成立。“变化”其实像人会老、会死一样地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人并不比荒野上的兔子更为优越；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在于，他能够求证、坚守和存续“不变”。这种“不变”是超越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世俗意义上的——当你看到黄浦江边那些花岗岩的大厦时，你知道在它们的建造者心里，此时便是百年；而美国十九世纪那些辉煌的神话般的宅邸，不仅是一个阶级放纵和奢靡的见证，而且表明了这个阶级的雄心：以金钱和狂放的想象力达致永恒。但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这里的人们崇拜“变化”，崇拜“拆”，追“机”正未有穷期，厄普代克的声音像咒语般回响：兔子，跑吧！然后，我们就飞快地跑，或者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