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应该感谢／石涛

石涛，北京博维图书公司总经理，策划出版书100余种，包括《格调》、《香烟》、《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等。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渺小的时代。

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多少神话，无论人们的口袋里增加了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卑微的命运。

这已命中注定，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不按纸币的数量和人们贪婪的程度来决定的。

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自娱自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

而自娱自乐，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可。

换句话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谁能约束你，包括上帝。

但是，话说回来，你想获得真正的尊崇和赞美也就不可能了。

好在无论一个时代多么卑微，对于个人来说，总还是有值得记忆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来多么正当，比如，终于有机会通过竞技场里的一次集体角斗改变个人命运。

这里我指的是：上大学。

1977年10月，经过11年的停顿，人们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事实上，我是在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之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

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庆县一个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队。

每天早晨天刚一亮，我们就要拖着疲惫之极的身体下地，经过一整天的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后，再拖着更加疲惫的身体爬上土炕，年轻而阴郁的头脑里怀着终有一天要逃离苦境的梦想，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生活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

那是一种真实无比的激动。

在那之前，生活里有过许多虚假的激动，比如一两个人的逝世，比如清明节发生的广场事件，比如几个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毕竟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

激动一阵之后，又继续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里。

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和其他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回北京复习考试。

公社给各村的知青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可以回城复习高考，但复习期不能超过15天。

我们不打算遵守这一规定，因为我们当时很清楚，要想摆脱一生在农村艰辛劳作的苦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

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逃离的决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安排在1977年12月，我们在10月底回到北京。

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

初冬，离考试还有两天时，我回到八里店。

为了庆祝，我们偷了生产队里一只母鸡和菜园里的两棵白菜，做了一锅鸡汤白菜。

那是我记忆所及味道最鲜美的鸡汤和白菜，以后多次试图做出同样美味的鸡汤，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考试在延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举行。

12月，延庆到处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没有火，我的手几次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

考完试，回到村里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结果。

大约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

我欣喜若狂。

按规定，凡是参加体检的人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但在那个时代，考试结果并不对考生公布，于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选择。

我的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外地的大学，因为那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北京，自从出生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对她的阴郁、灰暗、高压政治环境、警察和街道委员会的骚扰已经忍无可忍，一心想换个环境。

谁知道这成了我上大学之路上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

体检之后不久村里就到了农闲时节，我于是把年底分红的九十多块钱（整整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录取通知书。

从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整天都在等待，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运改变的边缘。

为了更好地打发时光，我把所有分红的钱都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花掉了。

然而，当别人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却没有。

我的失落情绪在逐渐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绝望、更焦虑，同时也更期望奇迹的发生。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

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延庆县招生办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结果是我没有被录取。

我当时猜想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可能刚刚过了北京文科280分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能参加体检，但达不到各学校的要求。

我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最初体检时的喜悦已荡然无存。

我记得在告诉哥哥这个消息时难过地哭了，因为哥哥在我考大学这件事上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

3月初，我返回村里时路过延庆县城，为了确证自己的猜测，我去县招生办查了我的考试分数：320分，超出录取线整整40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数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居然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

招生办的人问我报的什么志愿，我说都是外地的大学。

他们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1977年外地大学在北京招生的名额极少，且多为理科。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几乎绝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劳动，从一个“先进知青”

变成了整天旷工的人。

接着知青可以回城了。

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招回城里，工作内容是为混凝土预制板做木头模子。

这家公司的上班地点在卢沟桥，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回到家里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天我没有上班，在家里昏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然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处境。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考大学，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龄不让考了为止。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只是简单地认为，我不能一辈子干体力劳动。

无论如何不能。

那样简直生不如死。

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对列文（也就是老托尔斯泰的化身）在乡间劳作时产生的喜悦的描写印象深刻，但它却改变不了我当时的认识，因为列文的劳作是出于选择，而我的劳作却是被迫。

1978年秋天我走进大学，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兴奋和期望。

一年之内我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虽然改变了体力劳动的命运，但读的不是我喜欢的专业。

于是我对待大学教育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

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过书、做过杂志编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总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走过来。

直到有一天，老妈在我抱怨中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糟糕时说，要不是拜上大学之福，我今天的生活还不定什么倒霉样子呢。

我想了想心里竟吓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今天没准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

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随波逐流是人的天性。

一个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经心有多高，锐气也会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应该有机会，人也应该感谢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