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谋杀和不见血谋杀 三年后有人要取我人…

过了不久，任天阳来到我办公室，当时我的办公室被调到了1613房，而此时已从采访部主任升至报社副主编的任天阳，当着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曾华锋和张蜀梅的面，说道："这次关于祈福新村的案子，其他报纸都及时作了报道，惟独我们不见动静，这早就令我们很被动了。现在一定要想法抓到独家的东西，这样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接着他又当着这两位同事的面叮嘱我说："……我和香港那边几家报社的朋友说好了，咱们就从他们那里拿一张照片对付对付，保证误不了发稿，你快把稿子写出来……"在任天阳帮助下，我从一位仍在广州值勤的香港某报同仁手中，拿到了几张有关当天警方验尸的照片，后经任天阳挑选，最后选择了其中一张。由于无"米"下锅，后来，一位副主编及刚担任采访部主任的杨斌前来找我商量有关写稿之事。在报社各层领导的频频催促下，后来由我执笔写了一篇300余字的消息。6月12日，《南方都市报》在第三版刊发了此篇由我和同事魏东、王均共同撰写、署名本刊记者、已不算"新"闻的新闻，同时配上了任天阳从香港记者处一手淘来的一张照片。图上是两名着警服的干警和3名身着便服的侦察人员正在验尸的情形。谁知，此张"祈福新村命案"现场的照片，引起了广州市某部门的不满，该单位的有关人员，不停地给报社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领导只好对此进行"调查"。随后，副主编任天阳和报社的另一位领导多次特意把我找去询问有关此案的采访过程，还多次问及关于祈福新村凶杀案中那张照片是如何拍到的，当时还有谁能证明，云云。据悉，由于此案在没有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下，广州几家媒体均予以公开，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强烈不满，当即要求各报社对有关记者和责任人进行处分。几家刊发此案消息的报社认为，他们只是真实客观地报道了有关情况，忠实履行责任深入现场采访报道的记者们并无任何违法乱纪或是渎职行为，自然也不应予以处分，所以其他报社均以各种理由，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记者。但是，至今我不明白，尽管此稿是在报社多位领导的再三指示下采访的，尽管此次采访还有另几位同事参加，并共同写稿，但由于我是主要作者，特别是，那张"独家"照片"出自"我手，我就这样成为了最大的受"审"者，像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为何我成为惟一的例外？!6月30日，《南方都市报》编委会经过一天的开会研究，最终把此事的所有责任全部推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报社有关领导经过一天的紧急磋商，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竟然称我在"……祈福新村命案报道中，采访不深入，报道不实，导致严重不良后果……"我至今不明白，这篇报道"不实"之处在哪里?这严重不良后果到底是指什么?而更令我心寒的是，报社有关领导对此事的冷漠和推脱。仰望天空，我不由悲哀长叹：在我几年的政法记者生涯中，我没有倒在敌人的黑枪口下，没有倒在黑帮的屠刀和棍棒下，最后竟然被自己人用冠冕堂皇的手段，将我无情地"谋杀"了……我们这些记者不怕什么黑社会，不怕黑暗中的刀枪，怕就怕白道的打击报复，特别是黑白道的联手报复……更令我心寒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也就是因为此张广州某部门认为"严重失实"的照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后，据说又被国内某地的另一家报纸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有关部门竟然对我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名，调查了我长达三年之久！不仅仅如此，三年多以后，当浪迹京城的我重返羊城与一因被我在国内多家媒体揭露其恶行的新闻败类对薄公堂时，我居然又因此事被广州某部门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名而非法拘传继而非法拘禁了我长达11天。在对我的所有"犯罪"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后，他们在教训了我一顿之后，要求我严格按照对方的要求，写了一个诸如"不得向新闻媒体，尤其是港澳媒体透露此事……"的书面材料，最后才不得不让我重获自由。1999年7月1日，我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在《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供我成长和战斗了3年的地方，在这个我曾多次为之以生命换取新闻的地方，在这个我多次为之经历九死一生的地方，在这个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诸多创伤和永远的痛的地方，我的感慨太多太多。1999年秋，我离开广州，来到北京，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半年后，我被一家中央级报纸邀出山，担任采访部主任和首席记者。因为几篇有力度的报道，渐渐我在北京新闻界小有名气。三年时间，我先后在《科学时报·今周刊》、《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供过职。但我还是热衷于流浪，有一次，我和古清生商量好了准备一起徒步走黄河，但因种种原因计划搁浅了。有朋友笑我心比天高，流浪成性，但鲜有人知我的苦衷。千辛万苦搜集来所有居心险恶、措辞恶毒的匿名投诉信、黑假材料，我知道那只报复的黑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新闻记者是一行无法隐身的职业，我更从不试图掩藏我的名讳。流浪京都的路上，时时有被疯狗一路狂追乱咬的愤怒与无奈，但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