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4)

张：这是个办法，我们能这样做吗？冯：中国不行。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在海外，但是儒家文化传统还是被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我们却把儒家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对人的管理。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靠文化心理惯性来延续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没有支撑点，今天我可以听父亲的，明天我看了电影、电视，就可能造父亲的反，说电影里的“约翰”都不听爸爸的。张：那么该怎么办呢？冯：面对着传播方式给文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我想，文化交流首先不能完全被商业和市场而操纵，国家间高层次的、有计划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应起主导作用，同时对市场化的广泛的民间交流给予指导。在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商业化之际，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应该保留一席之地。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不能搞市场化。张：最近政府在美国搞了一个中国文化节，效果不错。冯：这种由国家主办的文化节将来应该多搞，大搞、特搞。中国文学正在梦游在采访冯骥才的过程中，他拿出了３本书，一本是他的大型画集，一本是他的文学作品集，另一本是关于天津老房子的摄影集。这３本书印刷都很精美，他让我们来访的三个人自选，一人送一本。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那本文学作品集拿在了手里。我告诉冯骥才，我是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我说：“刚才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我认为文学是文化土壤中最茁壮的常青之树。可是，文学在今天似乎出了点问题，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您对中国文学怎么看？”冯骥才说：“文学被市场收买，被书商操纵了。现在有很多书是书商策划出来的，不是作家要写的。书商弄一个选题约作家来写，作家也愿意被书商收买，因为写出来了能卖，能赚钱。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没有出版社敢出，卖不出去怎么办？这样一来，作家们写的东西都不是最想写的，而是可以写的。这样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原创力，没有生命的激情。真文学越来越少。现在中国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没有精神，也不需要精神，如果作家真有了精神，也不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中国人天天在做发财梦，都梦想着明天用２块钱买一张彩票，然后中５００万元大奖。作家也没有产生精神的激情，你从生活中找不到可能产生思想和精神的素材。在生活中采集不到火种，作家无法燃烧起来。如果作家烧点虚火，也无法点燃读者，读者都是金属了，脑子想的都是钱，成无机物了，根本不能被燃烧。”我说：“现在文坛还是十分热闹呀！每一年都有热点，作家也越来越年轻化。新生代作家还没火两年，７０年代后作家又产生了。现在刊物又准备推８０年代出生的作家了。美女作家更是层出不穷，书卖得也火呀！”冯骥才哈哈大笑，说：“现在是一个无文学的时代，中国文学正在梦游。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走哪算哪。所以书照样出版，排行榜时时在公布，各种所谓的作家也层出不穷。媒体搞一个排行榜，制造一些作家的新闻，找几个热点炒炒，文坛也热热闹闹的，显得很繁荣。一些作家也愿意被炒，好玩，也能出点伪名。”“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无法和‘文革’过后的８０年代初相比。当时的伤痕文学曾风靡全国，每一部小说的发表都能引起轰动。一本刊物可以发行上百万份，一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可以装几麻袋。做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你是身临其境的。可是，当年曾轰动一时的作品，现在再看什么都不是。您对当年的文学轰动效益有何评价。”“文学为政治服务是我们的传统，包括伤痕文学，都是在政府的鼓励下才风靡全国的。那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揭批‘四人帮’，需要控诉。要改革开放了，政府要求团结一起向前看，搞‘四化’，少揭伤疤。伤痕文学马上就过去了，跟着是改革文学。而现在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建设，提倡创作自由。作家可以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了，可是文学一旦脱离了政治的牵引，自己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您认为文学在梦游时代，在这个梦游过程中，我们每年也出版了大量作品，在这么多作品中难道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吗？在梦游中哪怕是瞎猫碰个死耗子呢！”“我认为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我认为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可能。我们现在都有事干，但是精神又很空虚。只有大家都需要思想的时候思想才能出来，只有需要伟大作品的时候，作品才能面世。我说的需要是自然需要而不是消费需要。在‘五四’时期，中国需要思想，‘文革’之后中国也需要思想，所以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我们现在不需要思想。”“您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悲观呀！”“在近一阶段是这样的，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现在的文学作品有不错的，都是貌似大作品的东西。作家最关键是视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才行。”“中国文学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大家都很着急，特别是评论家，他们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呀，再也忍不住了，终于骂出了口，人们称这种评论为‘酷评’。您对‘酷评’是怎么看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