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女人床》及德里达

九丹曾经跟许多人对抗，她说了许多话。因为有那么多人在骂她，所以她也曾经说了前边忘了后边。说了后边，又忘了前边。在她的词汇里，有良心，智慧，脱衣服，写作，心灵，妓女，上帝，圣经，悲悯，王安忆……今天，我们又通过《女人床》看到了德里达及其解构和宽恕。像许多知识女人一样，九丹似乎因为宽恕这个词而产生了对于德里达的亲切感，但是与此同时，九丹仍然保留了她与这个世界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抗的精神。如果说，在《乌鸦》里，她把女人的衣服脱光了，那么在这部《女人床》中，她又把男人的衣服脱光了。这是她的习惯，九丹如果不这样做，那她就不是九丹了。唯一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切和德里达有什么关系？有的人从未受过一天像样的音乐教育，你要让他视唱练耳，他很可能连一个升号和一个降号都无法唱准，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五线谱甚至简谱，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对我们表述所谓音乐的**，把音乐家们的评传拿来经过剪贴，然后开始百感交集。这种人长年坐在家里的椅子上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同时又与朋友和邻居们斤斤计较，却说自己对于现实是逃避的。他们的小说中没有人的内心，只有他们所谓的哲学，看不见有着疼痛感的人物，只有标本或者死人。他们认为自己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现实，并拿自己与卡夫卡和舒尔茨相比，模仿着卡夫卡和舒尔茨的语气，却从未真实地体验活人们所拥有的情绪和苦闷。一个无时无刻不在与现实中的人斤斤计较的人，却要在作品里说他又发现了更加动人的另外一种现实。这种怪胎是被一种可怕的力量压迫出来的。他们被来自现实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吓坏了，所以他们生产出了许多把权宜之计当作内心动力的作品，并有他们的同道们像算命先生一样地在今天就宣称说：他们能进文学史，而九丹们是垃圾。实际上《女人床》考虑的不是德里达究竟写了什么。你尽可以背诵他的那些书：《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德里达就是因为这三部书出版而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他还有《文字学》、《马克思的幽灵》、《文学行动》等。然而对于《女人床》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透过九丹在《女人床》里的爱情故事，她从某一个侧面考虑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德里达们，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并把自己的口吃和啰嗦当成一场语言革命，大家从此以为自己能说另一种话了。那本《读书》杂志虽然页数没有减少，却由于不断有新的句式和词语，而使我们能看的内容，不断变少。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读书》杂志真的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吗？我们能从它身上发现什么呢？是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怪癖，还是知识分子的真实体验和阅读后朴素的观感？在那本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读书》杂志里，你处处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们失去了他们母语的纯静，尽管他们天天都在说着他们心静如水，但是由于德里达这样的符号，使他们变得不纯朴，不纯粹，与他们假装平静的面部相对应，他们的内心乱糟糟。由于《读书》及类似的“读书”的引导，知识分子们似乎一夜之间出现了语言的新创造。感受一下在最近某一期《读书》杂志里，他们那些人与德里达对话时的口气吧。那些人由于读了十几年的德里达，而不会说自己的话了。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面对德里达才不至于成为结巴的人？那就是你在酒吧里对你的情人，或者在家里对你老婆是怎么说话的，你也应该如何面对德里达去说话。否则，你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谈起德里达，像是谈起了自己死去的爹一样，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们怕犯下多种可能的错误，即对不起渴求的知识，渴望变化的自己，又对不起难懂的德里达。希利斯·米勒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九丹在《女人床》里写出了那个黄色的梦境之后，她以自己的方式解构了这些年来，我们不得不把德里达当作死去的爹的内心情结，里边蕴含了具大的幽默因素，唯一令人吃惊的是：九丹和中国的知识界开了如此之大的一个玩笑，自己的表情竟然冷漠，没有微笑。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寡妇。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