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娱乐圈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族在当地娱乐圈颇有声望，我的爷爷人称徐老板，我父亲已经成长为二线偏一线的艺人，姑姑是当家花旦，姑父是最有人气的笑星。我是徐老板的长孙，面如满月，目光深邃，我一岁的时候照了一张相当经典的照片，基本奠定了我将成为巨星的事实。徐老板对我爱不释手，天天捧着照片一边看一边乐（因为当时我们不住在一起），乐着乐着就过世了。令人欣慰的是，徐老板在最后的日子过得无比快乐。我记事的时候，正是娱乐界最鼎盛的时期，刚刚粉碎四人帮，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来临，没有电视，没有盗版，大家排队进剧院看LivingShow，盛况基本和看F4演唱会类似，在节假日，一天要演两三场，场场爆满，买票很困难，有时候要托人走后门。当地的地方戏曲叫赣剧，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剧种，风格古朴平实，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就有赣剧，京剧吸收了其中的易阳腔。我的最爱是神话剧和武打戏，比如《济公传》、《八仙飘海》、孙悟空系列剧，其中《三打白骨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剧中，我的爸爸是孙悟空，姑姑是白骨精，姑父是猪八戒，一家人在台上打得不可开交，令我幼小纯洁的心灵很长时间都蒙上阴影，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善恶是非和残酷人生。我的童年一直生活在这座大剧院里，和当地娱乐圈的名流终日厮混，享受着看戏不要票的优越感。因为离得太近，知道明星也会打嗝放屁，龌龊猥琐的事儿一件都不少干，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当我的同龄人纷纷成为超级Fans的时候，我能够特立独行、横眉冷对。其实那时候的Fans和现在的差不多狂热，只是不如现在的那么花样繁多，我记得有一个超级女Fans，每场戏都不落，所有的演员都认识，后来一门心思要加入娱乐圈，三天两头到剧团来，要求成为签约艺人，如此坚持了好几年，直到剧团解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跟丫挺的死磕了。大人们说，那姑娘有点精神不正常。而一帮没心没肺的小伙子老拿她找乐，茶余饭后，就派其中一个假扮团长，在院子里现场考试，大家围着看热闹。当时新型娱乐业——类似流行音乐、电视、电影、电子游戏等——正在萌芽的状态，完全掀不起风浪，更有甚者，还被主流娱乐业恶意歪曲，比如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天涯歌女》是靡靡之音、流氓歌曲，和邓丽君一样，所有和我差不多大的流氓都会唱这首歌，后来长大一些才知道，其实这首歌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纯洁美好的爱情。第一次听邓丽君仿佛多年后偷看毛片的情景，借来的板砖录音机，一盘不知道翻录了多少次的磁带，窗帘要拉严实，门口布置一个放哨的。听完以后，每个人脸色潮红、心神荡漾。那时候我还小，屁事不懂，一句话就道破了真相：不好听，和《军港之夜》差不多。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号称娱乐世家（我的一个表哥和表姐后来相继加入娱乐圈），过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办春节联欢晚会，每个人都要出节目，有了三用机（早期的组合音响，具备收音、录、放三种功能）以后，还要把现场录下来，在家族里内部发行。我最早的舞台就在这里，据说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强烈的文艺青年倾向，唱歌几乎不走调，而且会设计现场的小噱头，比如，“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双截棍》，隔壁的包子铺烟雾弥漫……”我爸大喝一声：“stop！来人，给我叉出去，饿他两顿饭，看他还胡说八道。”下次，我就学乖了，“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诗朗诵，名字叫《亚非拉的兄弟，用双截棍武装起来》。”我家当时唯一的家电是一个半导体话匣子，蝴蝶牌的，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就从长篇评书连播开始，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是我心目中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明英烈》、《三国演义》成为时代的经典。相比之下，《小喇叭》、《星星火炬》我就不太喜欢，因为很装丫的。后来添了一个电唱机，有五斗柜那么大，是专门请木匠做的，我爸经常托文化站的一个朋友买内部的塑胶唱片，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已经是站在时代前端的时尚少年，涉略广泛，国内外歌曲、古典流行、越剧黄梅戏、相声曲艺全不在话下。我爸每次对我感到万分失望的时候就说：“这孩子以后实在没出息的话就做个乐评人吧。”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公审四人帮，团长家新买的九寸的黑白电视机，乌秧秧围了一院子人，看里面几个小人说着大家不太懂的话，没完没了光念白，没唱腔，大家都特别失望，说团长是个烧包，白花钱买了个没用的摆设。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没用的大匣子导致了传统娱乐界的大崩盘，八十年代初期，剧团的生意急转直下，苟延残喘了一阵，终于解散。我爸改行成为法律工作者，姑姑提前退休，经常加入私人组织的剧团去偏远农村演出。一个时代结束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