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上的女孩(1)

当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离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总统最后那次见面正好刚过一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无论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是白天她本应清醒着的时刻。而在她的睡梦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几个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到难以自已地思念着他，我的头脑、心脏、身体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这思念的痛苦。”她说，“我如此剧烈地怀念着他占有我的方式。”他能够轻易引起她的情绪波动，从温柔、渴望到自怜、内疚再到愤怒。“最近一个时期，”她补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闭上，就仿佛回到我在白宫东楼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屏住呼吸，确信电话那头响起的将会是那个声音，那个对别人如此生硬，对我却如此亲密的声音，那个充满着渴求、悲伤和**的声音。“很奇怪，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好像我真的在那里一样。有时候，我怀念接了电话之后去椭圆办公室的那种紧张的欢乐，我的心跳飞快，脸颊晕红，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时他的气味、他的触摸、他身体的温度，我就兴奋。我会迫不及待地和这个‘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尝爱情的甜蜜。“我不能相信，和总统的这份感情已经结束了，那温柔的触碰和有力的拥抱也随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样怀念那常常映入我眼帘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宽厚的微笑。”但是，她对于那段浪漫日子温馨的怀想，最后总会被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总统是如何指着她对全世界说，他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性关系。这份又爱又恨的情感，让莫妮卡心中充满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电视里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见他，我关掉电视机，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无论多么为之伤心欲绝，现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顿看做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男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她和国家撒谎。她说，“我从来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让我知道他比我想象得更不诚实。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撒谎，这一点让我心中愤恨不已。”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这种愤怒感。对于克林顿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个总统的角色，她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之间产生了难得的分歧。凯瑟琳宣称，“他是我的总统，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有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他的行为。”在整个丑闻发生的这段时间里，莫妮卡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评论总统，他在上电视的时候，以沉默面对电视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拉瑞·金还有凯蒂·科林斯的问题。自从斯塔尔的报告出版和特里普的录音公开以后，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恨他这个烂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国总统称为寄生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生气，莫妮卡才比切尔西大几岁，我相信他不会认可别人对他的女儿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懦夫，没有勇气承担他所做的事情。”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的总统，莫妮卡对琳达·特里普和她那一伙背叛了她和总统的人，怀着刻骨不灭的仇恨。“我的怒火四处游走。”她悲伤地说。这份仇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能够把这种感情抛到脑后，她真正找回以前那个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继续前行了。当她决定要起诉特里普非法录音的时候，她很明白这个案子会让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她一直试着忘记的过去一直纠缠着她的现实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和仇恨为伴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她为自己导致的麻烦和痛苦感到害臊，不仅是困扰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还有总统的家人，尤其是切尔西·克林顿。莫妮卡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说接受，三年前那次兴奋的、夹杂着偷偷摸摸的**所开始的一段故事，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选举总统而消逝。1998年12月中旬，国会以微弱多数的投票通过弹劾克林顿的决议时，莫妮卡不禁强烈自责，“我太对不起他了，”她说，“我哭了又哭，觉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总统的不幸狠狠责备着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当初她不相信特里普，这之后一系列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其实，就像国会立法者喜欢说的那样，她的论点只是一个“假设”。当葆拉·琼斯案中，总统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倒台。伤心的莫妮卡整天窝在床上，无法忍受那些新闻，众议院在投票弹劾总统，甚至就在这个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动员全国的武装部队，和英国一同出兵，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时候。美国人对此迷惑不已，又忧心忡忡。这整个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审判特点，带有**时期前苏联的烙印。国家的调查官实行恐怖政策，让母子猜忌，把恋人分开，让家人离弃，使朋友反目，在这里，结局早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被写好。一些观察者慷慨地把这个事件和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比较，在书中，红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处罚再定罪。”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