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6)
至于那件暧昧的事，人们说得似是而非，“十年动乱”
期间不实之事多着呢。
那个一直紧跟孙绍策的努力沪剧团派团干部、党小组长金志耕，也在歉意之下回答得掷地有声：“不要相信别人的胡言乱语，孙部长是好人，否则官复原职后怎么还能升了半级呢？”
我完全没有料到，孙绍策会有这么好的口碑。
口碑与石碑不同，石碑可以凭着旨意乱凿一气，口碑却是民间版本，是活在人世间的精灵。
莫非，我和我母亲对孙绍策有误解，有偏见？困惑与迷茫像丝线，千绕万绕，把我裹成了蚕蛹，我如何能咬破绵厚的外壳，飞出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天哪，谁能助我？偌大的上海能以真情相告，并能使我信服的大约只有我那病榻上的父亲了。
父亲在医院里，正被喉间创口的绿脓杆菌折磨着，每一天都过得十分艰难。
最后一次探望父亲是和外子一起去的，他摸出一个小黑本子，翻开一页递给我，上面是歪斜不齐而又力求工整的两行字：“健康的老人皆大欢喜，痛苦的老年连累少年”
显然父亲已料定我的归期临近，以这两句千难万难挣扎着画下的字，表达对我们酷暑南下的歉意。
心酸痛，泪盈眶，老父朝不保夕，我安能再给他添累？父亲以旁人难以察觉的转动，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边，父女俩几乎鬓发相磨，他合着眼，鼻翼一鼓一鼓，仿佛是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
我言语哽噎，试图喝口水润润枯涩的心灵，微微抬身，发现衣角被老父紧紧攥住，我的动作惊动了他，他猛睁双眼，因瘦削那眼睛显得特别大，亮亮地射出一种非人间的灼灼光彩，旋即，层层雾霭冲散了神光，携带着惊惧抓住了孤独无助的老人，如同当年苏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湿了我的双脚，淹没了我的膝盖，壅塞了我的胸腔，我听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阿波囡，我们三个一道回去”
久违了，亲切熟稔的乳名!
一行泪珠应声而出，泪线再难掐断。
我仿佛重又回到从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身穿运动衣，手抓网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气……哪怕是1989年我回沪探望，父亲也已住在医院里，告别之时，父亲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赠，说是趁医生护士不备，偷偷换掉病号服去静安寺买的。
这就是我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爱心中带有几分孩子式的顽皮。
而眼前我的父亲只剩下芦苇般的轻脆，几处骨节岩角般突出的嶙峋……我还能说什么，还能问什么？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却我母亲的冤屈。
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扰父亲最后的安宁。
我没能开口，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父亲最后的一面。
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时半，我接到惠儿电话，父亲因颈部动脉大出血于零点25分在华东医院去世。
弟弟于17日抵沪，我作为父亲的长女，要去执掌遗产的分割。
父亲的遗体告别平和而宁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出席了追悼会，主持者是他的学生上海沪剧院院长陈剑云。
这里没有丁阿姨去世时的那份喧闹、火红和繁华。
1989年父亲曾写下一首诗：“来去匆匆如一梦，生前无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别离时，草草收殓莫惊动”
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遗嘱》中表示：“坚决不要烧香点烛，择地安葬，骨灰撒于黄浦江”
原来，父亲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后事，第一不要“香烛”
迷信，第二不与前妻“择地安葬”
，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愿作为丁阿姨的家属附骥。
死了，了了，随水而逝，随风而去……父亲遗嘱的那种大化境界让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从未有过的对父亲的依恋，在灵柩缓缓推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号：“侬跟我回北京!
”
一只手牵动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太太，把一只白色的赙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
猛然间我记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会上，也是她塞给我九十九元赙金后无言地离去。
父亲说她是小阿婆干女儿豆芽阿毛。
小阿婆去世后就一直没有来往。
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华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饭。
我原以为她的外号叫“豆芽阿毛”
，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样，本无名，登记户口时随意地在朱姓后添上了“阿毛。
两个阿毛结成了干母女，情似亲生。
小阿婆去世整整二十九年，她和顾宅、丁宅没有往来，但仍然年年祭奠小阿婆，仍然参加干娘子媳的葬礼。
尽管没有人通知她，尽管她是从报纸上获知噩耗，尽管在葬礼上她普通得如同一滴水，然而我无法不感动。
望着这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奢望无要求的老太，我内心开启了一扇亮堂的窗户。
最善良、最纯朴、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拥有普泽众生的大爱……父亲走了，母亲的死因仍是我心灵的盲点。
在我的再三叩问下，弟弟出示了长宁区委1972、1973、1978年的三次结论。
其中：“顾月珍同志历史是清楚的，解放后积极演出现代戏，总的是好的，是执行**革命文艺路线的。
生活上犯有错误是事实……”
顾咪咪所言非虚。
非常奇怪的是，当我证实了母亲曾被孙绍策玷污，我内心突然丧失了对孙绍策的复仇意识。
他的妻子原本是护理过他的护士，后来神经失常，道义上他们不能离异。
孙绍策独居于办公室，长年累月也会有男人的需求。
据说孙绍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
孙绍策不是何慢伯伯，他一眼就认定母亲是个“简单的人”
，利用了母亲的单纯和对党的报恩思想，在不经意间践踏了母亲心灵的芳草地。
这是男子中心社会的悲剧。
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我父亲不也有过类似的寻欢作乐吗？差别在于父亲还承担一份永不推卸的责任和坦诚的勇敢。
“你母亲看起来很柔弱，内心很坚强”
这是何慢伯伯说的，儒雅的何慢伯伯不会欺侮我母亲，会给我母亲一份真正的尊重与平等，然而却无缘在一起。
我母亲这辈子曾收过许多学生，有像顾咪咪一样的相知，也有运动来时朝母亲抡巴掌的“革命者“，现实生活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曾试图追随逝者的足迹一路寻去，然而有什么意义？死者已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还能去怪罪谁呢？最后，我为母亲选择了长城脚下的“华人怀思堂”
作为她的安息之地，那里有名动文坛的冰心、老舍等人的墓地。
12月28日清晨，我们包租的运输船缓缓行驶，雾锁淞江苍茫一片。
船舱内回荡起沪剧院同仁演唱的解派唱段，弟弟将红布包解开，打开了骨灰盒盖子，我的手猛地一颤：骨灰并不是寒灰，而是细碎的石膏状块，硬硬的冷冷的，白灰灰的有一份质的沉重。
我抓起一把撒向大海，海浪很快就接纳了我的父亲，浪一涌就瞬间消失。
一把又一把地撒下，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心儿像被虫儿蛀空了似的虚无，有好多双手在我眼前晃动，江水滔滔，依稀记起一则传说：公元313年，印度洋漂来两尊绢丝般光润的石佛，轰动了荒凉的渔村。
奇迹代代相传，梁简文帝作《浮海石像碑记》，敦煌莫高窟就留存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画。
那壁画成了上海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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