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自古英雄本无主(4)

我父亲成了事实上的班主，他从施家剧团里拖出妻子，夫妻俩如脚踏车的双轮，前轮驮着朝阳，后轮驮着夕阳，飞翔不息，各展风采。成名作、拿手戏接连搬演，新戏也不断打造。一条短小的社会新闻勾出我父亲编戏的灵感，“山西李姓矿主杀夫夺妻夺产，现被苦主之子杀戮”。好哇！杀人掠土者，必遭灭顶之灾。这样的戏，顺天理，合民意，能大快人心。他理清脉络，谋篇布局，一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初定：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山西无赖吴志刚，慕同乡女子李惠英之美色，杀夫夺妻。李惠英为抚养儿子大康，忍辱偷生。后吴志刚又勾搭矿长之女陈丽娃，逼死惠英，逐走大康，当上了矿主。大康成人后，立志报仇，终于手刃民贼。恰恰，大阿福叶峰后台造访，兴致勃勃地参与推敲剧名，一起搜索枯肠。独坐一侧的珊珊冒出了一句大白话：“这么坏的人，人人都想杀掉他！”我父亲眼光闪亮，笃悠悠地说出了四个字：“皆曰可杀。”“好！好！”叶峰跷起大拇指，自告奋勇承印说明书。数日后，《戏剧日报》上爆出独家新闻：大型现代悲剧《皆曰可杀》即将隆重上演，羊角先生编导，解洪元先生破例演反派矿主，顾月珍小姐一饰两角，前扮闺门旦，后反串小生。东方书场楼下门侧贴出了巨幅海报，“皆曰可杀”四个大字，浓重醒目。叶峰承印的说明书，在“曰”字上插入一把利刃，漾出一摊鲜血。剧名响亮，角色安排新鲜，名小生演反派，名花旦一饰两角，对观众极富号召力，三日戏票销售一空。开演之日，书场外早早挂起了“客满”木牌。沦陷区的天灰蒙蒙，书场内的灯暗幽幽，入场买份说明书，立时惊喜交加，“曰”字一把利刃，利刃下一摊鲜血，激亮了观众的眼。没买的转身去买，买了一份的想买两份，不少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细细品味，彼此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脸颊上燃烧起红红的兴奋和激动。说明书在书场内流动，红色的光芒在书场内闪亮，像一支支暗夜里相互点亮的红色火把。弦音初响，台下连嗑瓜子的碎声也没有，演至大康手刃仇人时，观众席内掀起了狂涛，或拍手鼓掌，或跺踏地板，甚而振臂高喊：“痛快！该杀！”消息风传，争观者如潮水奔涌，仇视者似泡沫喧嚣。翌日中午，戏未开锣，场外拥塞等票的观众，不少人要求买站票。戏演过半，吴志刚坐上矿主之位，颐指气使，横行无忌。观众屏息敛神，鸦雀无声，静候剧情的峰回路转。忽然，噼啪啪，哗啦啦，观众席后面的出入门猛地甩开，遮挡的帘幕猝然撕裂，冲进来一群荷枪实弹的伪警。小头目手里捏着一沓说明书，一路走，一路扔，犹如片片雪花，挤挤搡搡地蹿上舞台。事出突然，看戏的，唱戏的，惊呆成庙里的泥塑木胎。小头目冲到台口，声嘶力竭，狺狺狂吠：“这部戏对皇军大大的不好，停演，停演！”“啊呀，要出事情了！”观众席中，不知是谁爆出一声尖叫。沦陷区内，人命如同草芥，有人慌忙离开是非之地，带动了人潮退落，夺门逃生。我父亲僵立台中，火舌舔噬着他的心。小头目一步步逼近，阴恻恻的声音弹跳着缠绕着威胁着：“羊角先生是啥人？侬是不是？侬想用两只羊角与大日本皇军斗？”心似乎已经爆裂，五脏六腑在冒烟，颧骨上的肌肉在抽搐，腮帮下的牙床骨在抖动，此时此刻，只要一启口，迸发出的一定是滚滚岩浆。一只冰凉的纤手按捺住他的怒气。他回首，不知何时，妻子站在他的身后，周围则有珊珊及团内的其他青壮年。我母亲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机警，曼声应道：“羊角先生是编剧、导演，戏编好，导好，哪能会日日在后台？”“羊角在啥地方？”小头目一挥手，伪警们团团围住了我母亲，黑黝黝的枪口在替问话助威。他们认为，女人比男人胆怯、脆弱和无力，更容易被吓倒，被摧垮。错啦！为了丈夫和孩子，女人常常无所畏惧。“说戏先生少，戏班多，总是跑来跑去，听说他家在杭嘉湖一带，具体地方不知道。”我母亲平时拙于言辞，今日面对强横，答得婉转、从容，合情合理。伪警把后台翻了个底朝天，既没找出抗日的材料，也没觅见羊角先生的踪影。“好，限三人之内，交出羊角，否则，请到76号去白相相。”小头目一声吆喝，率众扬长而去。76号，那是杀人不见血的汪伪魔窟。转瞬之间，人人胆寒，人人自危，欢乐、兴奋和希望一齐倾覆。我父亲嘶哑嗓音吩咐：“戏唱勿下去了，大家先散了哇，包银我随后送到各位府上。”唱戏的小角色，无权、无势、无钱，想帮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各自默默卸装，悄悄离去。临行前，有的宽慰几句：“解先生，吉人自有天相，侬勿要忒担心。”有的郑重告别：“解先生，啥辰光用得着，到日日得意楼（沪剧艺人聚会之地）来叫一声……”留下寥寥数人，或是相近之友，或是所收之徒。我父亲派两名徒弟分头飞奔杨敬文和叶峰家，打探情况，再安排两名老成持重者照料后台的水火，以防再生变故。夫妻俩带着珊珊黯然地走出书场后门，步步拖沓，步步沉重，步步叩问着苍天大地。平心而论，我的父母，两位读书无多的艺伶，出于流淌于血管内的惩恶扬善的祖训，抨击了恶势力的残暴掠夺和无耻。他们当然不会知道，1944年冬，随着法西斯的日暮途穷，侵略者及附逆者的神经犹如狂风中的游丝。草木皆兵，滥施暴力并不表明强大，只表明脆弱。脆弱的敌人更疯狂，更凶残。抗战胜利后，由我父母和丁阿姨组班的沪剧团，曾复演《皆曰可杀》。《沪剧周刊》1947年12月6日刊登叶峰所写文章，其中言及“民国三十三年的下半年，东方二楼剧场，黎明剧团的地盘……‘羊角’提供《皆》，因讽刺敌伪太甚，被伪警察局刑事股发觉，……全剧勒令停演，形势十分可怖，现胜利已两年，决定重新上演”。说明书的复演前言中，我父亲奋笔疾书，言明这出“旨在暴露恶势力的嚣张、残暴与无耻”的戏是如何被“引为禁剧，勒令停演”的，郑重宣告“昔日无端遭禁，今日隆重复演，以示扬眉吐气”。由此可见，当时欲加之罪的横祸，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我父母等人的头顶。从戏场匆匆归家中，我母亲换上家常棉袍，洗手漱口，焚点线香，跪于观音大士前，虔诚地祈求保佑。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