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2)

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不是几口唾沫可以淹没的，倒是唾沫很快被脚下的沙地吞咽了，阿庆嫂鲜活的形象在我的脑际烙下了永久的印痕。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年老力衰时我才恍然悟出，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常常是生命张力和人生智慧的较量。母亲的羸弱和阿姨的健康硬朗，母亲性情的内敛与阿姨个性的张扬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我的母亲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输给丁阿姨了。她充其量只是苦竹一根，而丁阿姨却可以借助森林一片。这样的天壤之别是可以比的么？丁阿姨的戏已是四度晋京，母亲呢，却依然在天底下的某个角落孜孜地一厢情愿地编织着理想的彩衣……经过1957年的一番风雨，丁阿姨在现实中有许多长进，比如在荣誉和掌声面前举止得当，进退有度。她把荣誉归于陈荣兰团长，说是陈团长改造了一个旧戏班。当《人民日报》约她写写出演现代戏的体会时，她明确告诉代笔者：赵燕侠正在演阿庆嫂，我说东道西的不好，还是谈谈《罗汉钱》里的小飞娥和《鸡毛飞上天》里的林佩芬吧。无论是出席文联座谈会还是参加民盟的对台广播，她的发言都很有分寸。国务院为沪剧安排庆宴，她坐在主桌，相陪陆定一和林默涵，应对如风行水面，从容如云拂长空。《芦》剧的胜出，增添了丁是娥与陈荣兰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事业友谊，稳固了丁阿姨作为沪剧界代表人物的地位，前程如帆挂云锦灿然一片。上海市人民沪剧团载誉返沪后，《芦荡火种》剧组于3月5日起在美琪大剧院向上海市民作汇报演出，连演连满达九个月之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戏，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娱乐的一种载体，一种方式，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艺术一直是与政治紧密相联，艺术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唱唱跳跳的背后有革命理论的支撑，体现着执政者的思想和观念。最初，《芦荡火种》只是一出戏，但戏演大了，就不是纯粹的戏了，或多或少地与政治搭上了边，成为纠缠历史陈账的一个工具，以至于扯到以**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路线和以**为代表的白区工作路线上去了，这让“人沪”的团长和所有的演员哪怕是想上一百年都不可能想到的。史实记载，第一丝不和谐音出现在《芦》剧返沪之前，**提出，“挂红灯”和“开药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情况，建议删去。他们舍不得删。“红灯”是点睛之物，“开方”是传神之笔，是他们数年打磨的心血。再者，**何许人？**会允许她出来干政吗？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谁都清楚当年蓝苹逸事，所以不以为意。因**的特殊身份而尊重，因**的特殊经历而疏淡。**的声音如风过耳。丁是娥向旁人发牢骚：“红灯要撤，开方要去，我这个阿庆嫂还有啥唱头？不演也不要紧……”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人常常难有自知之明。“人沪”的众人怎么能想到，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头角峥嵘。当我翻阅历史，发现沪剧《芦荡火种》在京城走红，起因实在是**的播风弄雨。1963年5月**于杭州胜利剧院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通过上海市文化局索取了剧本。同年11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会，**特意邀请周信芳、袁雪芬、常香玉、红线女和丁是娥到中南海她的住处，当面对丁是娥说：“我看了沪剧的两个好戏，《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我本来想把《芦荡火种》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因为考虑到阿庆嫂这个人物要给赵燕侠演，所以把你们的本子给了北京京剧团。”次月，才有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事。剧组12月22日抵京，25日**亲至大李纱帽胡同慰勉，对大家说：“我代表**来看望大家的。”30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光临“人沪”，传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意见：全力搞好《芦荡火种》在京的演出，经费由**中央华东局负责。上面有“线”，下面有“派”，蓝天底下的一个剧团凭什么能预知未来？团长陈荣兰并未随团进京，而是在排练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布置的新戏《人在东风里》。因主角恰恰是郭建光的扮演者张青，团长临时安排顾智春参加北上剧组，代演郭建光。柯庆施的指示无疑是对她的批评，她赶忙披星戴月奔赴京城，之后，才有接踵而至的荣耀。然而问问上海文艺圈内的老艺人，都说，那个时候他们听命于文化部，尊重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等，**无法与这些人相比。树欲静而风不止，1964年六七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震荡着古老的京华，京剧《芦荡火种》位列首位。几许意见，几度修改，传至沪剧团，其中包括“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等等，只是谁也不知道这是**的指示，更不知情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间，**对文化艺术界发出了严厉而又尖锐的批评。到了11月12日，上海举行文艺会演，张春桥询问沪剧《芦》的修改进度，责令将沪剧、京剧两个本子合成一个向全国推荐，并郑重其事地点明此乃**同志的意见。12月，丁阿姨进京参加政协会议，带回来薛恩厚转交的由**过目的修改本。那是个抹杀个性的年代，明明不需改动，偏偏逼迫修改。阿姨的不满之词俏皮而又尖刻：“这个戏要写指导员为主，等于冬瓜生在甏里面，肯定死掉。”一个戏一直牵扯到市委正副书记一起来管：柯庆施的意见是可以多设几条地下斗争的线，你们要超过他们，后来者居上么；陈丕显的意见是《芦荡火种》在群众中影响大，不要随便改，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到了1965年3月，张春桥公开点名批评陈荣兰“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剧本不肯改动”。3月18日和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沙家浜》的剧本，编者按说：“……经过多次演出的实践，不断听取观众意见，作了较大修改加工，强调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使剧情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现在改名《沙家浜》重新公演。……”尽管剧本标明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原作者文牧，北京京剧团集体改编，执笔汪增祺、杨毓珉，但同时刊载郭汉城的长篇评论文章《试评京剧〈沙家浜〉的改编》。文中指出原京剧《芦荡火种》的局限：一是没有强调武装斗争的作用，二是没有把阿庆嫂的智斗提高到利用敌人矛盾以打击敌人的策略思想高度。字字句句似乎都在批评沪剧的不足。再往下，便是京剧《沙家浜》剧组以全新的姿态南下公演。在康平路会议室，张春桥面无表情地下达了硬邦邦的指示：“沪剧《芦荡火种》向京剧《沙家浜》靠拢。”而在此之前，陈荣兰还心存与京剧《沙家浜》一比高下的奢望。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