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2)

此时母亲轻柔的脚步声截断了他的话头，他迅捷地把书装入公文包里。朝我挤挤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这个话题。母亲进来了，他转向她，出言平和而又亲切：“身体好些吗？”母亲依稀听见我们在谈书，就说：“你们在讲读书，是吧？我是想请侬给阿波囡介绍点好书，好帮助她进步。”“是呀，是呀！”孙部长搭起了顺板，频频颔首，口生莲花：“大学生要读点哲学，虽然难一点，但不能不读。《**宣言》是必读的课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听得母亲心悦诚服，荡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听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区委宣传部长，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语言的转折转出一个人的两面，年轻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茫然无序，我只好快快地逃离了客厅，只觉得孙绍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后背，激起我的剧烈的疼痛，我不明白为何借给我这样的书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后也曾忽禁忽放几起几落，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书，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说明他思想的解放吗？另一件事同样让我心惊。那是1963年，母亲在拖拉机厂体验生活时晕厥，她还一直坚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红旗》的剧本。她总是痴痴地想，要带上一部好戏上北京，演给**看。她的愿望单纯得像一个稚童。但这个时候母亲所处的小环境已大不如前了。那个曾是常客的孙绍策部长已绝迹我家，剧团党支部书记经过团长的门而不屑入内，母亲早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在努力沪剧团内部和区里，她就像那个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自编自导自演《永不退色的红旗》。虽然有市里领导的支持、报界的支持，但票房不佳，少有收益，连何慢伯伯都说“艺术上不成熟”。我隐隐感到母亲与孙绍策之间有了问题，从表面上说，孙绍策要随着政治的风向转，票房与政治兼顾，而母亲只有一条道。但还会有别的什么隐情么？暑假我回家，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台苏联产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弟弟说是父亲拿来的，给病中的母亲解闷。解什么“闷”？我的母亲心中有闷么？我真的不清楚。晚上我和母亲一床睡，弟弟突然悄悄说：“阿姐，半夜里侬要照顾姆妈。”我追问其故，弟弟只是重复，一再叮嘱。我自小嗜睡，头挨枕头即酣然入睡。上大学晚自习后入寝，手指头一边还在肚子上画英文单词，一边大脑就已沉入梦乡。弟弟反复强调的话让我忐忑不安，上床后我极力支撑眼皮，盯着母亲倒水服药，甚至听她鼻息均匀，才睡过去。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中被人追赶遭遇凶险，吓醒，摸过闹钟一看才凌晨两点，再摸身边空空荡荡，母亲呢？拉亮电灯，凉席上只有一条凌乱的单被。我下床撩开落地窗帘，大阳台上也空无一人。我转出卧室，客厅里黑黝黝，只有弟弟轻微的鼻息声。我拉亮卫生间的灯，白晃晃的瓷砖表情冷漠，再移步厨房，正想开灯，眼角瞥见一个侧影，蓦然间冷僵了我的手。厨房接一个后阳台，底下是公寓的内天井。那里隐隐约约有个站立的身影。我敛声屏气滑入厨房，生怕惊扰了我的母亲。她笼在月白色的睡袍里，如水的月光下她似乎比雪还白，比云还轻，仿佛只要一阵风，就会飘然而去。我轻声低唤母亲，她徐徐回首，月色里，一串泪珠，一粒一粒，闪出斑驳陆离的绛紫色。怎么会有这样的眼泪？我至今都不明白。接着她伸起双臂，像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吓得我抢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的腰问：“姆妈，侬要做啥？”久久，她才放下双臂。我问她为啥来后阳台，她幽幽地说：“前阳台临马路，来来往往有路人，影响不好，后阳台下面是天井，不会吵别人。”我把母亲扶回房间，倒一杯水，劝她再加一次安眠药。母亲半靠在床上，眼睛半闭半睁，脸上浮动着惊恐与气恼。当我把杯子递到她唇边，她轻轻捏住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一激灵，我手中的一杯水全覆在薄被上了。换被，倒水，我再次把水杯送到母亲嘴边，她又冒出一句怪言：“不给我唱，我到马路上去唱，一个人唱，看看有没有人听。”是呓语还是心声？我无法分辨。我强迫她吞下两片安眠药，扶她躺平，循着昏黄的灯光，俯下身来寻着那素来幽香鲜丽的双唇，给她一个长长的热吻，希望能化解她内心的不安。就在这俯身之际，我看见了母亲衰老了，仿佛在一瞬间夺走了母亲原有的明丽与光鲜。双唇不再鲜润，两颊不再饱满，发间闪出星星点点的白霜。母亲怎么啦？母亲才四十又三啊！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团内正在批判她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空头主义”，从演现代戏一直到否定她的《赵一曼》为止。这么多的帽子如泰山压顶，我可怜的母亲那柔弱的双肩如何扛得动？可是又有谁能帮得了她？母亲的执著使长宁区委某些领导的意志不能顺利贯彻，从恼她到烦她，使她成了一节嚼过的甘蔗，一块有棱有角的绊脚石。孙绍策没说错，母亲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里传统戏与现代戏只是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月珍心里只有纯之又纯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恋，现代戏是她永远的情人，一个心眼死心塌地捍卫**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整一个时代的单纯啊！有一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像母亲这样的旧艺人，旧社会里只知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变了人也变，但母亲的单纯是不会变来变去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可笑，人生哪能把想见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作为目标？哪能为捍卫一条路线当作行为的准则？上个世纪属于政治，这个世纪属于经济，这就是潮流和世风。我这个当初的青年，以为支持了母亲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给上海市监委写过一封信，结果是使母亲本来就不平静的日子更添一层霜。但是她从不说，只有弟弟揪心的责问：“阿姐，你为什么要写信？”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