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 Left bank

左岸是一个方位名词。这个名词，只属于塞纳河。我在巴黎市区里转的时候，塞纳河像一根绸带，始终牵扯着我的目光，拴绊着我的脚步。巴黎所有的景致，几乎都分布在塞纳河的两岸。凡尔赛宫因为隔得远了一点儿，路易十四差人挖了一条长长的河道，让塞纳河水七拐八拐地流到他的皇宫门前。巴黎因塞纳河而生动。它给巴黎的繁华和喧闹注入了多少香氛和彩雾，为巴黎的早晨和夜晚稀释了多少化不开的浓稠。塞纳河因巴黎而高贵。巴黎在岸上，映在水里的是爱丽舍宫、卢浮宫、埃菲尔塔、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巴黎歌剧院。它们像童话里的星星和钻石，把塞纳河的眼睛晃晕了。水流到这里，仿佛走不动，也仿佛是不想离开。还没去巴黎的时候，就知道塞纳河有一个左岸。左岸在右岸的对岸，它是被贵族们遗弃的地方，当巴黎的贵族们离开左岸挤入右岸，左岸就成为另一种贵族的天地，他们是学者、诗人、艺术家。于是左岸与右岸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区分，左岸就有了右岸所没有的东西。左岸的咖啡馆、左岸的画室、左岸的旧书摊、左岸的大学城、左岸的教堂、左岸的树林，还有左岸的幽静。这里是圣日尔曼街的哲学家们口若悬河的地方，是萨特和波伏娃谈情和写作的地方，是索尔邦大学的青年学生用拉丁文用功苦读的地方。艺术家们则喜欢坐在左岸的丁香树下，支起画架，将右岸的奢糜和污浊涂抹在画布上。因为左岸的自由和包容，所有流浪到巴黎的艺术家都聚集在左岸，这里一时间曾挤满了衣裳奇特、胡子怪异的人。他们佩戴着用纸和树皮制作的领带，将短裤套在上身当衬衫，用金表换一双破烂拖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醉之后的一顿喷发，就有惊人的作品问世。这是左岸的奇迹，粗茶淡饭、破衣烂裳，成就左岸最辉煌的时代。左岸记得，毕加索初到巴黎的时候19岁，他还不知道左岸未来会成为艺术的中心。1900年，一幅画还抵不过一杯啤酒、一杯热咖啡或者一块蒜蓉面包。可是塞纳河很快就熟悉了毕加索那矮胖的身材，炯炯有神的黑眼睛，长长的刘海，以及他那支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中冒出的淡灰色烟雾。从美国来的邓肯女士与其一群追随者，则在左岸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翩翩起舞。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能寻找到快乐，找到艺术的原创力。这当然是老一辈子的左岸。左岸与右岸有两种不同的风情。右岸是成功者挥金如土的乐园，左岸是年轻人想入非非的温床。许多人在左岸做梦，在右岸圆梦。许多人抵制右岸，向往左岸，是不想让生命慵懒、坏掉，不想让生活停滞、混乱。然而，在去巴黎之前，我看见了艾尔斯肯的《左岸之爱》，我才知道，自1960年前后的那一股世界性风潮也袭击了左岸。这里不再是想像中的净土，也有不可思议的东西发生着。艾尔斯肯拿着相机，以一个充满激情的观察者身份，徘徊在左岸咖啡馆一带的夜生活里，抓拍那些在阴影中跳舞喝酒吸毒的年轻人。女孩子们把眼圈涂得很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男孩子们也在艾尔斯肯的左岸场景中生动出镜，他们像一群无家可归的被放逐者，在左岸的空气里播散着汗臭和精液的味道。我承认，被艾尔斯肯捉住的，是上一辈子的左岸。那么，这一辈子的左岸是什么样子？左岸对巴黎曾经有启蒙的意义，当高大的埃菲尔塔在左岸竖起，巴黎一下子就从古典走进了现代。只是，现代来到巴黎的时候，左岸也改变了。岸上留下太多美丽而颓丧的记忆。我其实就是为了那些记忆，而来寻找这一辈子的左岸。这是一个白天。左岸的白天太寂静了，位于第六区圣日尔曼大街的植物咖啡馆尤其寂静。罗兰·巴特经常光顾这里，在这里构思他的自述，偶尔与他的男友会面。罗兰·巴特也许是左岸最后一位大师级人物，多少有一点孤单和怪异。因为外面的光线太强，一个绅士样的男人选择了屋内这扇窗。看他的年龄和长相，肯定不是罗兰·巴特。看他的气质，也许是个戏剧家或诗人什么的。这里的确适合构思，也适合像萨特与波伏娃那样的交谈。不用担心有人来打断，来到左岸的人都爱说话，也乐意倾听。我在门口找了一个位置坐下了。虽然没有人说话，可我居然有一种倾听的感觉。我听见这间屋子里有许多种声音在发出，在交叉。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却非常熟悉里面的内容。因为那些内容，我在书里读过一百遍了。